只见李元平说了句话，即“以盐代兵，紊乱盐法，困弊朝廷”。

    夏六月，大明宫紫宸殿西耳室，白喇喇的雷电轰鸣里，豪雨万千条直线倾泻而下，雨水汇聚起来，顺着翘起的檐角而下，白玉勾栏处伸出的螭首微微昂起，水不断从它口中排出，灌入到翻腾的龙首渠中。

    高岳脸色不安地站在耳室的础柱边侧，感受着外面的风雨咆哮。

    就在下雨前，阳光还非常明朗时，义阳的几位奴仆在宫门前找到他，告诉自己，义阳（实则灵虚）刚刚诞下个男孩，得名“王承岳”。

    灵虚永远是个说到做到的人。

    高岳也只能接受自家儿子姓了王这个事实。

    而耳室的中央，皇帝则雷霆震怒，他前面的长案上摆着些货物。

    这些都是扬子巡院的盐铁兼江淮转运使张滂，以“盐利”的名目，刚刚送到京师来的。

    三司当中的盐铁司，最重要的任务便是将东南的盐利转输到朝廷里来。

    代宗皇帝的大历年间，盐利就是居天下赋税的一半，朝廷极度倚重。

    可今年，皇帝看到所谓的“盐利”，却彻底发飙了。

    只见他怒气冲冲捻起个玳瑁，“这就是张滂送来的所谓折纳过的轻货，簿子上居然标价，一个要四贯钱！”

    随后皇帝又拿起个小小的漆器，好像是个碗，对在场的高岳、陆贽、贾耽和董晋咆哮，“这个漆器，一个算一贯钱。”

    最让皇帝暴走的是，长案上堆着卷粗劣的土绢，这样的货色居然一匹算得两贯两百钱——皇帝爆发神力，在极度愤怒下竟然把土绢布给撕得粉碎。

    清脆的响声，顿时回荡在殿内。

    大家都晓得皇帝是真的真的，非常生气。

    董晋直接不敢作声，倒是陆贽上前说：“此乃张滂以虚数欺罔君上。”

    听到这话，皇帝也无奈地点点头，接着坐在绳床上，有气无力地对各位说，比部和御史台核查出来实际的盐利了，今年才一百九十万贯，比往年足足少了八十万贯。

    听到这个数目，各位执政大臣莫不吃惊。

    这缩水得也太厉害了！

    高岳这时开口说话：“昔日晏相在东南施行的盐法，而今被关东各方镇给彻底败坏了。此事真的不关盐铁转运使张滂的责任，他想必也是无计可施的。”

    言毕，高岳将地板上撕碎的土绢拾起，对在场的人说，这种布纹我识得，就是淮西镇自己织出来的玩意儿。

    另外高岳还得出个判断：此次盐法大坏，盐利锐减，背后还有魏博和淄青的黑手，及东南各位盐商、官吏的捣鬼。

    皇帝将手抬起，示意高岳给各位大臣当面“抽丝剥茧”。

    于是高岳便说起来。

    这些事项，刘晏、萧乂都详细回复过他，故而他对大唐的盐法问题认知还是很深刻的，自然不难识破李元平的花招。

    “现在我唐在东南的盐法出现了怪现象，那便是榷盐价为三百五十文，市面价却只为二百文，可盐商还在其中牟取极大暴利，诸公可能感到奇怪，为什么盐商买盐的价钱远远高于卖盐的价钱，还能有这么大的利润？”

    没错，高岳而后指出，这便是“虚估法”变质后的恶果。

    盐利这东西是怎么来的？说穿了，就是国家强制地将这种自然资源搞成专卖制，老百姓要吃盐，就不得不掏钱给国家，如此构成了古代最重要的间接税。

    流程大约是这样的，国家设立院、监、场、亭等机构，把盐的生产、贩售、运输、储藏的环节都包揽下来。盐这种东西，和田地出产的粮食不同，种粮食的成本其实是很高的，人力、畜力、水力、种子、肥料等等，盐要什么呢？海里湖里应有尽有，最多费个熬制成本，七算八算，唐朝一斗盐的成本（也就是所谓的盐本）是七文钱，再加上运输的脚力钱，平均下来也就十文的本钱，唐朝每年海盐产量，光是东南一地，就有六百多万石之巨。

    物以稀为贵吗？不存在的，盐利是完全脱离市场规律存在的，就好像现在的房价一样（这条删除）。

    可当盐从亭到了场榷卖时，一斗盐的榷价，就变成了一百一十文钱，一下飞腾了足足十一倍。

    盐商们就按照榷场价，从国家手里以每斗一百一十文的价格把盐给买下来，你必须从榷场买，不然就是“私盐贩子”，抓住要砍头的。

    然后盐商就把盐转到市场卖给老百姓，每斗两百钱，盐商在中间赚了九十文钱，政府则是一百文钱，总之就是官商分吃老百姓的。

    大历年间朝廷财政困难，什么都贵，特别是西北的边军每年春冬季节都要衣赐，可原本的衣料主产地，河朔割据了，河南则被战争摧残得七零八落，朝廷的布帛衣料继续要依仗东南——当时主掌国计的刘晏就搞了个虚估法来，规定盐商在买盐时，一半用钱来支付，一半必须用布帛来支付，为了提高盐商给布帛的积极性，刘晏便说，布帛价钱固定为一匹四贯钱，而后用布帛换盐，每一贯钱再往上抬二百钱。

    中间的计算公式不难，但有点繁琐，简单地说，就是盐商用布帛买盐时，拿出一匹布来，就能赚取八百文钱。

    这样盐商除去榷买和市卖间，每斗盐固定赚取九十文钱外，还可从虚估法里赚取一部分，盐商肥起来了；

    朝廷呢，更是一本万利赚翻了，刘晏时代，每年盐利号称有六百万贯；

    对老百姓来说，虽然是绝对无疑的被盘剥阶层，可每斗二百文的价钱，也不算太贵，还能保证自己的食盐摄入量。

    不过应清楚地看到，刘晏这六百万贯的盐利并非纯乎是钱，按照虚估法，一半即三百万贯是钱或者轻货，另一半三百万贯则是布帛，按照大历年间的物价，应是三百万除四（一匹布四贯）即七十五万匹。

    这七十五万匹布帛，就拿来赐给西北的边军，和防秋的关东方镇兵，有效地增强了唐朝在最危机时刻，对西蕃入侵的防御力量。

    原本如此持续下去，刘晏的盐法对朝廷、盐商和百姓三者都是合意的，可谓最完美的均衡。

    那么为什么时至今日，军国用度的支柱盐利，居然沦为皇帝眼前这堆土绢、玳瑁、漆器这样的货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