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书房，赵孟娘向李笠汇报家中“第一季度”的开支情况，以便让李笠对家里财务状况有个大概了解。

    薛月嫦作为副手，协助赵孟娘汇报。

    正所谓“家大业大开销大”，李笠虽然有很多产业，如同一株株摇钱树给他带来大量收入，但与此同时，开支也很大。

    维持彭城公府邸的“运行”，日常开支少不了，但比起养兵的开支，那就是个小数目。

    一如这个时代的惯例，李笠养着部曲，数量不少，又养马，开支更是比养部曲多了许多，所以彭城公府在日进斗金的同时，也在“日出斗金”。

    为了加强财务管理（即理财），控制开支和成本，彭城公府邸实行“财务预算制”。

    其中包括预算管理，以及预算、核算制度。

    预算，就是每年的特定日期（譬如年底），对来年可能产生的开支进行预估，定出可能的开支额度。

    决算，就是预算时间期满时（第二年一年），对当年预算的实际情况进行核算，确认收支是盈余、亏损还是持平。

    并作为下一次预算的基础。

    基于成本控制的目的，李笠实行开支“季度跟踪”制度：

    将一年分为四个季度，每个季度结束后，次月月底前，必须对上个季度的开支进行粗略统计。

    一旦发现开支大幅超出季度预算，必须尽快找出原因，并采取对策，控制开支（成本）的异常波动。

    所以，合理的财务管理制度，可以有效控制成本，

    这项工作，由赵孟娘来承担，算是“财务监督”，因为“内当家”是夫人黄姈，监督者得换个人来。

    但赵孟娘本身也分管部分产业，事务繁忙，李笠让薛月嫦也参与“财务监督”。

    大概听了一会，李笠知道“第一季度”家中的开支并无异常，很满意，打算结束这场“小会”。

    但薛月嫦的表现欲望极强，想要汇报一些事情，李笠不想打击对方的积极性，便继续听下去。

    听着听着，走了神。

    财务管理，对于个人/家庭而言是“理财”，对于国家来说，是升级版的理财。

    无论是个人、家庭还是国家，理财无非两个观点：量入为出，量出为入。

    量入为出，即有多少钱就花多少；量出为入，即要花多少钱，就想办法攒够这个数目。

    在现代，月收入三千的人，为了买售价八千的手机，有两种办法：第一种，攒钱，攒够钱再买手机，这可以看作是量入为出。

    第二种，刷信用卡买手机，然后分期慢慢还款，来个“早买早享受”，这可以看作是量出而入的一种方式。

    把个人换成王朝，同理。

    西汉时记录先秦礼制的《礼记·王制》有“用地小大，视年之丰秏。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的内容。

    所以，自先秦以来到现在（南北朝），历代朝廷的财政管理，大体遵循量入为出的原则。

    量入为出，关键在“入”。

    在农业社会，无论朝廷税收还是家庭收入，都受到农业产出季节性和数量的限制。

    收入成为硬约束，量入为出是逻辑的必然，也是生产力不发达的反映。

    同时，在封建王朝体制下，“事无巨细皆决于上”，官府的职能边界难以有效界定，财政支出的数额也就难以合理限定。

    只能通过收入水平来制约。

    但实际上，当朝廷的开支过大，必然超过正常收入时，财政就会变成量出为入。

    譬如皇帝要大兴土木修建宫殿以供享乐，于是开支大涨，但又不想慢慢存钱粮，过个几年再动工，于是加大征税、征发劳役的力度，以增加收入、应付开支。

    所以，量入为出就变成了量出为入。

    梁国的财政管理制度，按说原则是“量入为出”，但因为开支不小，加上币制败坏，所以实际上经常是量出为入。

    朝廷把各类负担转嫁给百姓，百姓苦不堪言，于是大量编户民出逃，要么依附豪强大户变成依附民，要么变成居无定所的山湖人。

    而巨大的开支，其实许多都未用在实处，财政管理制度，本身就是个大漏勺。

    即便现在有了乐安大铜矿，若不把大漏勺换了，以确保节流，那么无论开多少源，都不够用。

    所以李笠认为，财政管理制度应该改革了。

    最好能换成类似现代政府的财政预算制度，当然，考虑到时代特点，只能是低配版的财政预算制度。

    这种事得一步步来，所以需要分阶段试行，第一步，就是从自己家做起。

    他在家里实行预算、决算制度，就是为了控制成本，且这制度已经先在产业经营中试用多年。

    然后，在徐州生根发芽，成为州廨试行的有效财政制度。

    与此同时，徐州军府的财务管理，也试行该制度，经过不断完善，预算、决算制已经具备了进一步推广的条件。

    所以，总税司的财务管理，也实行该制度。

    有朝一日，时机成熟，就要在国家层面实行，目的是确保财政盈余，控制行政成本。

    若一个国家的朝廷，无法有效控制行政成本，那么迟早会因为入不敷出，养不起军队、无法赈济灾民，亡于内忧外患之中。

    改朝换代后，要是继续用若大漏勺的财政管理制度，那么新朝接手的，依旧是个烂摊子。

    然而，想要在国家层面上大刀阔斧改革财政制度，可没有这么简单。

    因为预算、决算这种概念，古来有之，并不稀奇，但财政依旧实行“量入为出”，这是传统。

    传统之所以成为传统，是有原因的。

    历朝历代掌管财务的官员，都必然明白预算、决算这两个概念，并有一个名词“度支”，以及相应的中央官署。

    度支，规划计算开支，梁国有度支尚书，领度支、殿中、金部、仓部四曹，掌管全国财赋的统计和支调。

    度支曹为国家财计主管机构，而地方上，郡（以及封国）有上计吏，在郡守（内史）之下专管财政记账，掌握地方财政收入数字。

    并负责收集属地财政数字，设有专门的“上计簿”，用以向京师呈报。

    以便中枢对地方财政收入进行核算。

    但是，自古以来，历代朝廷的财政，实行“量入为出”的制度，更进一步的财政预算制度，却实行不起来。

    这不是理财能手们不想实行，而是现实条件决定了要实行财政预算、决算制，根本就执行不下去。

    一，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经济结构，受天气影响很大，随着年景而出现的丰收或歉收，使得财政预算难以做到相对准确预估。

    二，财政收入里，收入有两种，一是税（田租、户调以及商税、杂税），二是劳役。

    税好统计、预估，可劳役役却做不到。

    劳役、杂役的实现，需要征发百姓来服役，但无法对服役结果进行准确评估。

    因为百姓以亲身应役的方式，修建的桥梁、房屋、水利设施，根本就无法纳入财政总账。

    若把百姓亲身应役服役排除在预算外，不是不行，可百姓缴纳代役钱、官府以此雇人代役

    而产生的费用，怎么算，是个问题。

    三，皇帝的为所欲为，使得开支无法控制。

    皇帝对功臣、近亲、佞幸的赏赐，既无常例所循，也无数额限制，全凭皇帝的一时之念。

    动辄赏赐若干顷良田、若干封户，或直接赐予金银珠宝或绢帛，所以会导致开支失控。

    四，皇帝私库和朝廷国库界限模糊不清，国家公用和皇帝私用分不清楚。

    从制度上说，自古以来，历代朝廷的财政有两大管理系统，其一是国库，其二是皇帝私库。

    掌管国家公用的是大司农，掌管皇室费用的是少府，这是汉时制度。

    但实际运行中，少府系统经常侵占大司农系统所属的财物、财政收入，甚至皇帝自己也带头“化公为私”。

    直接将各官署的财物乃至国库收入挪用，用来满足自己的各种需求，譬如营造宫殿、园林。

    或者如梁武帝萧衍那样，一言不合就出家，迫使大臣们花公帑来赎，前后四次，直接导致国库少了亿万钱。

    所以，除非君主立宪，有效限制皇帝乃至皇族的行为，财政预算制度才能真正在国家层面有效实行。

    然而在这个时代，不可能有君主立宪制的政体，也不太可能有严格自律的皇帝、皇族，必然无法实行有效的财政预算制度。

    李笠看着手中的资料，听着薛月嫦的汇报，只觉有些无奈。

    这个时代，不适用许多他熟悉的制度，硬要上马，必然“水土不服”。

    但是，财政/财务预算制度，还是可以在许多地方实行的。

    。。。。。。

    淮水南岸，钟离，陪着皇帝来此巡视的大将军李笠，站在城头上，看着城外淮水，想起当年自己攻打钟离的情景。

    一眨眼，十来年过去，当年的小小二班材官将军，如今已是十八班的大将军。

    旁边，皇帝萧询正听北道行台尚书王僧辩介绍钟离的备战情况。

    北道行台，治所设在钟离，管辖、处理两淮地区军政事务，还负责编练府兵，为北伐做准备。

    王僧辩自就任以来，一直很忙，钟离城经过不断建设，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所以，如今的钟离城，已不是是李笠当年攻破的那座城，城池规模大了许多，也坚固了许多。

    但在李笠看来，也不过如此：在火炮面前，所谓的固若金汤依旧是个笑话。

    李笠收回发散的思绪，依旧看着城外淮水。

    他来之前，因为看过资料，所以没什么想问的，此时身处钟离城，想的是日后河南战役发动后，在这里出征的北伐大军，阵容会有多么盛大。

    按作战方案，梁军会分三路北上，进攻河南，皇帝所在的中路军会以钟离为起点，沿着涡水北上，抵达亳州州治小黄。

    然后，皇帝驻跸小黄，中路军前军会同亳州军一道，和东边的徐州军、右边的豫州军同时北上，对河南发动进攻。

    先占地盘，扛住齐军的后续反扑，根据“徐州经验”，构筑河南防线，将河南地区稳稳的吃下。

    李笠琢磨着河南战役，王僧辩也在向皇帝介绍北伐的准备情况。

    两淮地区行府兵制，今年秋天，行台就要组织各地府兵前往淮阴，向皇帝展示府兵的操练成果。

    若表现尚可，稳妥起见，明年，就能发动北伐。

    但王僧辩希望今年秋冬就能开打，他趁着皇帝出巡到此，表明态度，当然，话不能说得太直接。

    他认为今年两淮地区就能做好北伐准备，理由有三：

    其一，吸纳两淮豪强编成的府兵堪用，只要开战后，徐州军能从侧翼稳住战局，那么以府兵为中坚的中路军，就做到稳扎稳打。

    其二，两淮地区准备充分，这准备充分，既指两淮地区的粮草、物资准备充足，也包括可征发、调动的人员充足。

    其三，他判断周国极大概率在秋后对齐国发动进攻，官军正好可以趁机进攻。

    萧询听了这三点理由，对第二点有些好奇：北道行台才成立一年多，怎么两淮就准备充分了？

    这也是让陪同巡视的江夏王萧大款等大臣好奇的地方。

    王僧辩的回答很简单：因为和制度变革有关。

    朝廷在两淮行府兵制，又以淮阴为行在，皇帝亲临淮南，一番举措，让两淮的百姓，看到朝廷北伐的决心。

    也让两淮各地豪族、大户有了为国效命的机会。

    于是，豪族、大户子弟踊跃投军，其所带部曲本就能战，又自备马匹，编为府兵后，加强训练，实力不敢说很强，但也不弱。

    且豪强们自己有存粮，平日养兵、养马不费朝廷一粒米，那么两淮各地官府，就能存下更多的粮食。

    除此之外，北道行台效法徐州，实行财政预算制度，对于成本的控制做得很好，节省了大笔钱粮开支，存下来，也是不小的数目。

    而且，根据作战规划，河南战役开始后，北伐军的后勤，也将实行财务预算制度、管理制度。

    完全可以将开支，控制在两淮地区能承受的范围内。

    当然，随着战事变化，开支必然也会变化。

    但根据徐州军历年作战的后勤管理经验，预算管理制度若严格执行，战时正常的后勤开支，可以较好控制。

    做到量入为出。

    萧询听了，心中高兴，萧大款听了，有些怀疑：不过是个预算管理制度，有这么神奇么？

    打起仗来，各种突发事件层出不穷，开支蹭蹭蹭的涨，哪里是想管就能管住的？

    对此持怀疑态度的人，不止萧大款一个，李笠看得出这帮人不信，面上不吭声，腹诽：光靠制度当然不行，得靠一支高效的执行队伍。。

    至于何时打仗，他认为一切都要等秋后皇帝校阅府兵后再说。

    但是，用预算制度来加强后勤的财务管理、加强成本控制，确实不错，这是实践出来的结果，不是他做白日梦。

    比起在国家层面，在基层实行预算制度，更切合实际。

    战时后勤财务管理，同样可以通过预算制度加强，前提是预算要做好，并且能打胜仗，不然，什么都是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