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京师的寒冷干燥，并不在河套之地的东胜城之下，但是大明京师任意一条街市的繁华，却都远远胜过了河套之地的任何一个城池。

    自从出生之后，就一直生活在河套平原之上的鄂尔多斯济农额璘臣，也即是崇祯皇帝新近所封赏的奉恩侯额璘臣，这一次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离开蒙古人生活的草原，第一次进入大明内地的腹地，更是第一次来到大明朝的京师。

    本来一路上，额璘臣已经见识过了大同城、居庸关的雄伟壮丽与不可思议，但是自从跟着曹变蛟的队伍，来到大明朝的京师之后，北京城的雄伟壮丽与不可思议，更令他感到震惊。

    高大的城墙，森严的守卫，宽阔的街道，林立的商铺，欢声笑语的茶馆酒楼，以及大街小巷、络绎不绝的人群。

    从西直门外入城，一路上遇到的这些场面，是此时三十多岁的额璘臣有生以来从未见过的。

    草原上人烟稀少，人口最多的济农驻地东胜城，常驻的也不过是数千人口而已。

    若是没有大明这两年与他们搞的开边互市，那么他们连锅碗瓢盆盐醋茶这些大明最最普通常见的商品都没有。

    不过，这一路东来，他也经过了榆林、右玉、左云、大同、怀安、怀来等宣大地区。

    虽然城池壮丽，但也人口稀少，加上乡野凋敝，有时候甚至百里不见炊烟。

    田野道路之上，时不时地还能看见倒毙冻僵的尸体，颇有一点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的景象。

    这样的情景，他是熟悉的，也是他习惯的。

    因为草原上就是这样的情景，广阔的漠南草原上是这个景象，鄂尔多斯诸部生活放牧的河套之地也是这个景象。

    所以，在宣大前往京师的路上，他还在想象，或许大明的京畿之地也是这般模样，最多不过是城池更高大，驻军更强盛一点罢了。

    结果，来到京师之后，举目所见的一切，都超出了他的想象。

    而他也终于认清了一个现实，大明朝的西北虽然穷困，与他的鄂尔多斯，与他的河套之地相比好不了多少，但是大明毕竟是大明，光是京师及其周边的地界，其繁华背后意味的实力，就不是鄂尔多斯能够对抗得了的。

    来时路上攒了一肚子的各种各样的想法和说辞，等到进了大明朝的京师，特别是进到了城中之城紫禁城中的时候，全都放下了。

    在武英殿里朝见和叩拜崇祯皇帝的时候，卜失兔、额璘臣以及善丹和扎木素四人，听了崇祯皇帝让人宣读的封赏旨意之后，除了按照理藩院教给的礼节山呼万岁、领旨谢恩之外，什么也没有敢再多说。

    直到晕头转向地跪辞了皇帝，被理藩院的行人们领着离开了紫禁城之后，额璘臣方才醒悟自己似乎有话没说，不过到了这个时候，也只能怅然所失地慨叹离去。

    额璘臣被封为一等奉恩侯，年俸银六千五百两，已经几乎与当年鞑靼部大汗俺答汗，也就是如今这位顺义王卜失兔的祖父，每年从大明这里通过封贡互市所得到的年赏差不多了。

    如今这个年俸，已经足够他一家老老少少三十多口人在大明京师这个繁华之地过上相当不错的生活了。

    只是他再也不能回到鄂尔多斯，回到河套之地去了。

    而且从此之后，河套之地也不再属于鄂尔多斯诸部。

    就在崇祯皇帝将新的世爵等级制度，以及对前不久的那一番国战之中有功之臣封赏世爵的旨意，通过圣旨和朝廷邸报的形式明发天下之后，很快就又对这一次大战之后的塞北、宣大、河套以及辽东做出了一番新的安排。

    三月一日上午，建极殿朔日朝会之上，崇祯皇帝授意内阁、军机处以及吏部、兵部共同提出的一套，关于朝堂之上以及漠南、宣大、辽东、河套之地的安排，经过了一番沉闷的议论之后，算是正式地通过了。

    在这一次朝会之上，崇祯皇帝趁热打铁，明发圣旨确定，大明朝廷内阁与军机处之设着为永例，各位殿、阁大学士为专门常设之职，品秩皆为正一品大臣。

    为什么崇祯皇帝要明确确定这么一件事情呢？

    因为明初的时候，太祖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制度，让六部直接对自己负责汇报各种事务，把所有的权力都垄断在了自己的手中。

    这样的做法，避免了皇帝被宰相所架空，但是却也给皇帝增加了很大的压力。

    久而久之，朱元璋就给自己找了一个秘书班子，这就是后来明代内阁的起源。

    只不过朱元璋信不过大臣，他挑选的秘书班子成员都比较年轻，所以官职都比较小。

    而且有时候需要就设立，不需要了就撤除，没有形成定制。

    到了永乐皇帝在位的时候，内阁的雏形总算是出来了，有那么一批相对固定的低阶官员，给皇帝起草各种文书，比如圣旨之类的东西。

    永乐皇帝与其父朱元璋比较类似，喜欢事事亲力亲为，所以内阁的地位很低。

    到了永乐皇帝的孙子宣德皇帝即位之后，他把自己的老师提拔到了大学士的位置上，于是内阁的地位开始日渐上升。

    不过即便如此，宣德皇帝也因袭过去的习惯，将入阁辅政的大学士的品秩，定在了五品上。

    这之后又经过了数十年，政务越来越繁重，而皇帝也越来越偷懒，内阁的地位也就越来越重要。

    大学士五品的职级，已经与他们实际的权限完全不相符合了。

    于是，大学士这个称号就逐渐与六部尚书挂起钩来了，多数时候都是由六部尚书或者侍郎之中的几个人兼任内阁大学士。

    这样一来，大学士的权势地位上去了，但是大学士这个职位本身的品秩仍是正五品。

    只是兼任大学士的多数尚书侍郎等高官，所以他们的品级并不会按照大学士这个职位的品级来定，而是按照他们的本官来确定。

    这个情况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其实也挺复杂。

    毕竟大学士若是没有了同时担任的六部尚书之职，这个职位本身的级别有点太低了。

    而大学士一旦同时担任了某个部的尚书，那么他在处理六部事务的时候又难以保持相对的独立性。

    明末党争不断，说起来也与此有着一定的关联。

    这一次，崇祯皇帝所做的，不过是接受并且承认既成的事实，把内阁高于六部的地位以圣旨的形式确认下来。

    不过，这一次崇祯皇帝却也明旨，把五军都督府从内阁特别是兵部的管辖之下，剥离了出来，让五军都督府通过军机处直接向皇帝负责，不再事事通过兵部来呈报给皇帝了。

    第二，崇祯皇帝也在这次建极殿的朔日朝会上，免去了新晋一等宁城伯孙承宗兵部尚书的职务。

    同时，也免去了孙承宗以阁老军机大臣巡视蓟镇边外军备并督师御敌的钦差身份，令其将军队交卸给军前的蓟镇总兵官尤世威等人，从乌兰哈达山城回朝，专任内阁辅臣兼军机大臣。

    这并不完全是崇祯皇帝的意思。

    孙承宗作为军机大臣兼兵部尚书久在边外当然是不合适的。

    所以，如今这位崇祯皇帝也有意让他尽快回京专任军机大臣的事务。

    毕竟张惟贤年老多病一日不如一日，军机处若没有一个担得起来重任的大人物，也无法执行接下来皇帝准备推行的军事改革任务。

    但是崇祯皇帝却没有要立刻就免掉其兵部尚书职务的意思。

    上书要求免掉其兵部尚书职务的人物，是兵科都给事中许虞卿，以及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贾继春和都察院巡驿都御史许国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