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闻言全都哈哈大笑起来。

    其实张治中设的酒宴是个圆桌子，不过按照传统规矩，正对着门坐的是上首，也就是比较尊贵的座次。

    张治中听了白飞的话语，无奈之下只好笑着坐在上首。他坐下后，便拉着白飞挨着他坐了下来。其他人则依照官职大小，纷纷入座。

    张治中端起酒杯，与众人先满饮了一杯之后，便殷勤地招呼众人吃喝。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席间气氛也变得比较热烈。众人一边举杯劝酒，一边天南海北地谈论起时事来了。

    在座诸位大多是民国政府的军政要员，而眼下最热门最紧要也是众人最关心的事，莫过于同日本人展开的国战。因此，风花雪月聊了没几句，这谈论的话题就不知不觉地又回到了抗战的战事上来了，所聊内容无非是中日双方围绕武汉正在进行的如火如荼的战斗。

    起先，白飞只是在一旁静静听着众人发表高论，并没有插言。他一天没好好吃饭，此时听了几耳朵，发现没什么新意，便索性把注意力放在了面前丰盛的食物上。

    可吃着吃着，白飞便觉得有些不是味儿了。原来众人在聊天的过程中，不知是谁突然把话题引到了中日两国的国力和军事实力的对比上来了，于是就见周佛海和梅思平两个人一唱一和，滔滔不绝地不断“分析”中日两国的差距。在谈论过程中，周佛海和梅思平的言语中虽然没有明说，但却让人能明显感觉到他们对于抗战事业必胜的信心缺乏，并向众人隐晦地表达出他们的观点，与其坚持抗战亡国灭种，不如委曲求全以应时变。

    说实话，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日本本土的工业化已经发展到相当阶段了，一般的诸如飞机、大炮、大型舰艇、坦克等武器，均能自己制造。而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工业生产力极其低下，军工方面，仅仅能制造一些少量的步兵武器、小口径迫击炮、小型舰船等较小型的武器装备，根本就无法满足战争对于武器装备的需求。其他如飞机、大口径火炮、坦克、机动车辆、大型舰艇等都不能自己制造，完全依靠向外国购买。

    再说个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作对比：日本在1940年前后，便已陆续制造出了数十艘航空母舰，而中国直到二十一世纪，才几经周折从乌克兰购买了一艘空壳航母，并将其改造成了我国的第一艘航母。不过彼时我们的工业水平已经从一穷二白发展到了相当的阶段，紧接着便接二连三地完全自主建造起了我国的第二第三艘航母…

    言归正传。

    所以，若是仅仅论工业和军事水平，二战时期的日本的确可以甩当时的中国好几条街。中国与之根本没有可比性。因此，席间众人听了周、梅两人的分析，竟有不少人点头表示赞同。

    不过，也有几人对周梅两人的言论听不入耳，脸上有些不好看，其中便已张治中、席楚霖、文重孚等人为代表。

    白飞眼睛里揉不得沙子，他本来就对周佛海和梅思平没有好感，一想起这两人日后的汉奸行径，就恨不得上前枪毙了他们，只是碍于这些事还没有发生，平白无故不好下手。却没想到这两人竟然在他面前兜售起他们那一套汉奸言论，着实让人可恨。

    于是白飞冷哼一声，扔下筷子问道：“要依着二位的说法，我泱泱中华四万万五千万同胞该做出怎样的一个委曲求全法，才能息止这场干戈？割地？赔款？还是应该彻底投降做顺民？”

    周佛海和梅思平被问的一愣，彼此相互交换一眼后，梅思平咳嗽一声道：“这个嘛，我们并没有说要投降，只是就事论事而已，我们国家的军事实力确实不及日本多矣，若只是一味的硬拼下去，不但我们本来就弱的自身实力会受到重创，仗打到最后，却仍免不了战败亡国，与其如此，何不如现在就同日本人虚与委蛇，暂时停战，休养生息以待机变。”

    白飞冷笑道：“是呀，所以我刚才不是问你了吗，要怎么样日本人才会罢手？别说你不知道，我猜你们同日本人接触过吧，应该知道一些内幕，不如说出来让大家听一听，也好替你们参详参详？”

    周梅二人一听这话，脸色立刻大变。

    原来，自七七事变以来，汪兆铭深感抗战之艰辛，对抗战胜利没有信心，于是便一直在政府内外号召同日方言和。这样的媚日投降言论，起初在政府内部还是颇有一些人与之苟同的。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尤其是上海南京徐州等地的对日大规模作战之后，先后破灭日军三个月占领中国的狂言，以及多次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累次消灭日军达数十万，不但重树了我军民抗战必胜的民族信心，更加统一了抗战到底的民族阵线。

    此时，汪兆铭虽然仍在推销他的“言和论”，但吃他这一套的已经不多了。出于对个人权利的欲望，周佛海和梅思平等人，一直在积极地为汪兆铭四处奔走，此前，梅思平便是奉了周佛海的命令，前往香港同日本首相近卫的代表松本重治在香港谈判，日方提出“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支持汪兆铭的“和平”运动。试问日本人处心积虑侵略中国前后计划几十年，到了却什么也不要，会主动撤军？这样的说辞，说出去，连三岁小孩都不信。

    此外，周佛海策划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方今井武夫、犬养健订下“重光堂协约”。周佛海有政治野心，不满足于国民党宣传部长及侍从室副主任之职，老想有朝一日“中央政府即于十分钟内在余笔下产生”，因此积极策划降日，开创“自家新天地”。1938年6月周佛海暗中指使高宗武赴日接洽，继而又催梅思平参与，最后周、梅请汪出马，再经高宗武、梅思平奔走，日本御前会议承认汪兆铭为谈判对手，对此，周佛海是整个降日运动的“始作俑者”。

    然而周佛海同日本人接触的有些事情，起先汪兆铭并不知道，不过等到周、梅以“日本认可汪精卫领导和平运动”的密约向汪精卫、陈璧君表功时，汪便如获至宝，心安理得地认为，与其抗战而亡，不如求和苟存。

    另外还有一人，在汪精卫沦为汉奸的道路上，也起到了不可轻视的作用，这个人就是汪精卫的老婆陈壁君。汪精卫性格优柔寡断，但他的老婆陈壁君却是个有主见的人，陈璧君不满意汪久居蒋介石之下受蒋的闷气，对汪“反蒋夺权”之欲推波助澜，极力鼓动之，欲另开生面，独立经营，却昧于大义。陈为了取媚于日本，甚至认为“东北五省根本不是中国的地方”，“奉天本来是满清带来的嫁妆，他们现在不过是把自己的嫁妆带回去就是了”。为了让汪独立掌权，恬不知耻地表示放弃东北领土主权。

    有人说：“汪先生没有璧君不能成事，没有璧君亦不能败事”。某种意义上来说，汪沦为汉奸，也是坏在陈璧君和周佛海手里。懦弱自卑的性格导致汪氏被日本的淫威所压倒，未能辩证看待抗战，看不到中华民族的胜利前景；“恐日病”使他主和而投降。优柔寡断的性格，易被别人所左右，被人推向卖国求荣的道路上去。

    1938年底，日本政府发表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三次“近卫声明”，公开对国民党政府进行政治诱降。然而此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身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离开重庆出走越南，并发表艳电响应日本的近卫第三次声明，电文中，汪精卫提出了自己对抗战的理解：“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蒋介石则对此怒斥：“（日本人）骨子里实在是暗藏着机械利刃”，“这是敌人整个的吞灭中国，独霸东亚，进而企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阴谋的总自白；也是敌人整个亡我国家、灭我民族的一切计划内容的总暴露”。

    汪精卫还在电文中对此辩护：“第一为善邻友好”，“第二为共同防共”，“第三为经济提携”。汪精卫最后说，“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

    ***曾评价蒋介石，可能不是一个好的战术家，但称得上一个好的战略家。这样的战略家眼光，却为汪精卫所没有。

    就这样。汪精卫在卖国的道路上一步步滑向深渊，直至最后身败名裂。在这其中，汪精卫个性优柔缺乏锲而不舍的韧劲，没有乐观精神和战略眼光，自然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但与其不断受到周梅等人的蛊惑，却也是分不开的。

    因此周梅二人听到白飞一口道破他们同日本人秘密接触的事情，脸上顿时变了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