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约之后，就让方山留守，叫他过来，就是让他在这里盯着的，因为朱敬伦得回去了。

    英法联军的援军到了。

    英方出兵1.2万，总司令格兰特，全权公使额尔金。法方计出兵7000人，总司令孟托班，全权公使葛罗。

    在六月初，这两只大军全部抵达香港，一下子让香港这个弹丸之地变得热闹了起来。

    但战争还没有立刻爆发，两国海军舰队先行北上，英国攻打大连湾，法国攻打登州港，试图一南一北掐住渤海湾的咽喉，从而封锁住渤海湾。

    清廷的对应显得格外古怪。

    咸丰撕毁了《天津条约》，要求英法公使须与中方就天津条约在上海重新协议。双方谈好后，再进京换约。要求有关进京换约，应按美国换约之成例，也就是坐大车走北塘，在清军的监视之下进京。

    咸丰指示两江总督何桂清，让他要求外国公使不但不能长驻北京，也不能长驻其它地方；英法要求的军费赔偿，与清军抵消二百万两。先欠他们两百万两，然后由华商分年代赔。内地游历及长江设立码头，尽量取消。牛庄、登州不得开口，照美国例开潮州、台湾两口。最多允许英国开琼州，法国开淡水。大沽之防，决不能撤。

    这就是咸丰对英法3月8日最后通牒的回复，让两江总督何桂清在上海代办。

    上次说的好好的，怎么咸丰的态度突然就变了，而且要跟英法低效军费，原因就是因为僧格林沁在大沽口侥幸打沉了几艘英国炮艇，打死了几百人，咸丰觉得有底气了，而且还傻乎乎的以为打赢了就能拿军费赔偿，认为这一仗清军打赢了，就能抵消英法提出了一部分军费。

    咸丰完全没有想过，《天津条约》是上次双方商定好的国际条约，就只差一个换约了，然后他突然变卦，会让洋人如何愤怒，已经磋商好的开放口岸，也突然就不开放了，这是逼洋人打他，就连已经换约完成的《中美天津条约》和《中俄天津条约》到现在为止也还没有执行，让美国人和俄国人郁闷不已。

    究其根源在于，咸丰君臣始终将签订国际条约看作一种缓兵之计，只是诓骗洋人撤军，之后承不承认那要看形势了，中国文化中不讲原则的一面，显露无疑，可问题是，以往跟其他小国不讲原则没问题，可现在遇上的是英法这两个大流氓，人家手里可是有刀子的。

    这绝对不是咸丰一个人傻，清廷可是集体决策，是朝臣众议的，这根本就是集体智慧，也就是整个朝廷上下，就没有一个懂得国际法则的明白人。都还在中国人习惯的老一套，可问题上，现在的世界，已经不是中国的时代了，而是西方人的时代，时代变了，所以悲剧。

    朱敬伦知道战争不可避免，他关心的是英法对九龙的态度，历史上，他们早在援军到达前就租借了九龙，九龙可以直接作为他们的后勤基地，现在港府提出租借九龙的要求，被朱敬伦直接驳回，历史上他们是跟总督劳崇光签约的，现在他们连柏贵的面都见不到，有虎门要塞卡着，他们即便想去广州，也得考量一下。

    朱敬伦回到新安后，一听说英法联军海军北上了，顿时送了一口气。

    他还担心英法联军援兵到来后，会想办法冲破虎门要塞，强行进入广州呢，那时候柏贵肯定会让步的。

    九龙一定不能割，这牵扯到一个经济话语权的问题，割让了九龙，香港有了纵身腹地，这座港口就彻底活了，可能比不过上海，但是珠江口就没有任何一个港口能压住他了，这意味着广東的经济中心将会移到香港。

    一旦九龙不割让，那么广東的贸易中心，就始终在朱敬伦手里掌握着，他始终将广東看作自己的基业，绝对不容有失。

    现在英法联军北上，意味着他们的目光始终是在北京。

    朱敬伦不知道英法两国给公使的训令精神是：

    第一，英法公使应该进入北京，并在那里受到光荣接待。英国政府专门强调，必须走布鲁斯当初要走的进京路线，必须坐轿进京。不能像美国公使华若翰一样丢失荣誉。

    第二，英法公使是否常驻北京，由两位公使共同协商。

    第三，战争尽可能在扬子江以北地区进行，要和其它地区的居民保持良好的关系。

    第四，战争的目的不是要颠覆清政府，要防止在北京出现无政府状态。北京的皇帝如果从北京跑回老家，会导致太平军发展壮大，中英权威会下降，平叛的总督更无能为力。记住，我们的目标是和中国建立更明确安排得更好的国际关系。

    英法两国的目的依然是贸易和通商，他们给公使的要求中，明确关于占领土地的，只有一个舟山。

    英法两国之间的协议规定：

    第一，大清过各向英法赔款800万两。天津条约的赔款数包括在内。

    第二，共同占领中国的舟山作为抵押。

    第三，清政府为大沽口事件道歉，同时互换和履行《天津条约》。

    至于九龙，那属于英国政府单方面的需要，对公使的要求是在法国不反对的情况下夺取九龙。

    法国人未必会反对，但目前法国人的态度肯定是优先执行北上作战任务，然后集中力量跟中国达成协议，法国人还急着去占领越南呢。因此九龙问题，恐怕得放到最后考虑了。

    朱敬伦不知道的是，其实英国人不是不着急，而是有很深的顾虑。

    港督府中，包令正在向额尔金汇报情况。

    就像朱敬伦一直在搜集香港的情报一样，港英政府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广東的侦查，别说新安了，朱敬伦敢说，他们对一直无法直接接触的广州的情况，也是一清二楚。

    目前最严重的情况，自然就是朱敬伦暗中引导，由陈芝廷操刀带动起来的反割地运动，让整个新安都动了起来，甚至连东莞、香山、顺德、番禺和南海等沿江大县都行动了起来，各县的乡勇都武装起来，尽管没什么好的武器装备，可能仅仅是竹枪、长矛，甚至一根棍子，但是无比庞大的人数，也够英国人头痛了。

    “他们有多少军队？”

    额尔金皱起眉头，他没想到自己一到香港就遇到这么麻烦的事情。

    包令苦笑道：“谈论他们的军队数量根本就没有意义，因为他们有多少人就有多少军队，他们全都武装了起来。”

    额尔金又道：“那么您认为我们攻下九龙需要多少兵力？”

    包令道：“攻打九龙并不难，难的如何面对极端排外的中国人，一旦占领九龙，恐怕我们必须一直驻扎一支军队用来维持治安。”

    额尔金叹道：“治安问题啊。”

    治安问题一直都是香港的顽疾，以致英国政府对香港的发展一直有争议，有人认为这里不值得投资，是浪费资源。

    治安坏到了连港督都无法维护自身的安全。

    在香港服役的一个龙骑兵中尉后来给他的朋友描述，说香港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匪巢，我敢说这里是个贼窝。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有人在胸前佩戴勋章去街上散步，等他回来时勋章肯定已被抢走......我以前从未到过这样的地方，也永远不想去另一个类似的地方。”

    1856年，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叶名琛号召广東消灭夷人，香港当时就混乱了。

    当地报纸登载了“华人暴行录”内容包括：“4人被投掷燃烧弹；应为喝过有毒的汤，3名欧洲人短暂昏迷；发现一具无头尸体；皇后大道中席棚起火。”

    但这都不算什么，影响最大的，还是一次大型投毒时间，1857年1月15日一名中国面包师在面包中加入大量砒霜，导致大量香港人中毒，但是由于使用的砒霜超过了四倍的量，反而经过奇妙的化学作用，让毒性不太严重了，因为这种分量的砒霜就成为一种催吐剂了。

    但依然也有人死亡，一些人呕吐不止，加上水土不服，身体不好的都扛不住，其中就包括包令的夫人。

    “过几日就是你夫人的祭日了吧。我跟你一起去跟她献束花。”

    提到治安问题，额尔金就想到包令的夫人，针对这件事，他心中其实十分欣赏包令。

    因为由于公众大范围中毒时间，当时的公众的反应近乎歇斯底里，就连当地报纸敦促总督“把裕升面包店所有下毒的伙计统统绞死在店铺门前”。

    按照当时的情况，包令很容易利用手里的权力，甚至不需要动用权力，就能将中国面包行的老板张亚霖和一干伙计统统弄死。

    但是包令选择了法制。

    他选择让法庭决定这些人的命运，并且要求法官给予这些人公正的审判，完善的法制保护了这些人，因为无法确定究竟是谁在面包中下毒，陪审团宣判面包师无罪。不过后来这些面包店伙计还是被关进了监狱，其中42人被囚禁在以间仅有15平方英尺的小屋中。

    这种类似虐囚似的处罚，平息了大众的愤怒，却激起了治疗中毒的医生们的抗议。

    额尔金知道，大英帝国的基石，就在于像包令这种明明守着一个不被政府看好，看不到前途的殖民地，却能始终坚持原则。

    朱敬伦后来也听说了这个故事，他也非常感慨，一个伟大的民族和一个伟大的帝国，绝对不是凭空崛起的。他必然是先拥有，或者锻造出了自己伟大的人民，然后才能铸就伟大的帝国。

    朱敬伦从不否认大英帝国骨子里有一种辉煌的伟大，但他绝对不会妄自菲薄，他的目标是让自己的民族和自己的国家，也变得伟大起来，甚至要比任何帝国都更伟大，因为朱敬伦坚信他的民族和他的人民，一定能教育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民。

    不过这种伟大，不是孔子一般的伟大，那种伟大是圣人的伟大，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一个伟大的帝国治下的伟大民族，必然是平凡的伟大，是普通的伟大，就是如同包令这种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坚持自己国家原则的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他为什么坚持这些原则，不是以为他伟大，而是因为他认同自己国家的原则是伟大的，是公正的，是应该被执行的，执行这些原则，远远多过他个人的荣辱得失。

    只是拥有这种平凡的伟大的人，说到底还是一个个平凡的人，包令也是，他也会痛苦，也会仇恨。

    “我讨厌中国人！”

    包令说道，可他却一直坚持要跟中国人和平，因为这是最符合香港利益的，而他是香港总督。

    额尔金很认同：“是啊！在低等民族中间生活真是一件糟糕的事情，自从我来到东方后，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我很少从他们那里听到任何与基督教相符合的只言片语。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印度人，和他们连在一起的就是憎恶、藐视、暴行、报复。我们不得不跟一些毫无理智、懦弱无能的人打交道，而且这些人对于讨论的题目和自己利益茫然无知。”

    包令说道：“中国人跟印度人一样低等，但中国人比印度人更难沟通啊！”

    额尔金道：“这是这个世界上最难以沟通，最不可理喻的一群人。”

    两个殖民者感叹着，他们此时完全觉得自己受到了屈辱，他们抱着一种为国家牺牲奉献的荣耀精神来忍受这种屈辱，可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中国人从来没有请他们来进行沟通，他们强行来沟通，然后还觉得是文明对愚昧的施舍，对方不肯认同，他们还会觉得屈辱和愤怒。

    这就是殖民者，他们的道德感，跟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截然不同，而且自以为自己是唯一正确的，就好像他们的上帝一样，只有信仰上帝，否则就该被烧死。

    朱敬伦欣赏这种大帝国很多优秀的东西，只有这种极度以自我为中心的精神，他从来没有认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