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些哭笑不得，原来和高校合伙贩卖文凭也是一种业务？知道这些，我反而十分后悔，自己怎么到现在才想起办假证？所以毫不犹豫地将２０元押金及两张照片交给他，并很快约定第二天同一时间在这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我们这边刚刚交接完毕，忽然看到前面来了一个提行李的女孩子。杨兵赶紧丢下我迎向那个女孩，不用问就知道，又去推销他的假证了。

    第二天，我又到那个地方，等了好久杨兵才过来，车子骑得飞快，一脸歉意。他还没等我问话便急急地解释说：“对不起，对不起，过来的路上又接了几个活，所以就来晚了。”

    我随口问：“做这个的人很多啊？”

    今天他不象昨天那样警惕了，得意地说：“那当然，不过现在做的人多了，不如以前赚钱多。前几年做这行的人，现在都成大老板了，都有房有车，就不做这行了。”

    他言语之间，并不觉得做这行是什么丢人的事。反而是我，感觉象做贼一样，接过那本红褐色的毕业证，虽然明知是假的，心里还是非常激动，连声说：“做的好快呢，真的太快了。”

    他得意地说：“那当然，我们做了那么多年了，刻章、打字什么的都有专人负责。你做的是去年的大专毕业证，所以更快些。最怕做那种毕业时间久的。为了逼真，都用专门的黄纸，有的还嫌看上去不旧，我们就得放在灯光上烤或是将表面磨损，那才叫麻烦呢。”

    听了他的话，我感觉做他们这行的好象技术含量还蛮高的。可是一打开看到空白处，我却傻了眼：“怎么是空白的？”

    他老道地解释说：“成教的系和专业都是手写体，我们只负责做证，不负责填里面的内容。如果你想让我们帮你填也可以，要再交５０元填写费，我们会有专人帮你填写，他的字写得比大学教授还好。”

    ５０元可以够我在１０元店住五天呢，我坚决地摇了摇头，刚想将毕业证放进包里，他却拦住了，我奇怪地问：“怎么啦？”

    他正色道：“做这个是５０元，你只付了２０元，还有３０元没付呢。全部付完钱这个毕业证才能归你。”

    我尴尬万分，连忙将钱递过去：“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他好脾气地笑笑，接了钱，又递过一张名片给我，再三叮嘱：“你以后要是再做别的证件一定要联系我，要是你有朋友要做也联系我。我们技术最好，很多做这个的其实都是假的。”

    我接过了，但他一转身我便扔掉了。这样的名片太多了，要不是看在他是我同姓的份上，我才不找他呢。可同姓有什么用，只拿钱谁都可以办！再说他的姓名，肯定也是假的。

    回到十元店，房间正好没人，我偷偷将毕业证打开，一遍遍仔细看着。虽然我没有看过别人的大学毕业证，但这张毕业证无论是排版还是字迹，看不出一丝儿破绽！

    我拿起笔，在废纸上练了很久的字，才诚惶诚恐地在毕业证的两个空白处分别填上“中文系”及“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字样。据说做假文凭，填这个专业是最难让人发现破绽的。

    我的字迹非常娟秀，和毕业证上原有的铅字大小适当。我爱不释手地抚摸着这张毫无瑕眦的假毕业证，久久不愿意放下。我想起了我那破碎了的大学梦，有那么一刻，我多么希望这张毕业证是真的啊。

    蓦地，一个致命的问题跃入脑海：现在什么都可以做假，甚至有人拿假身份证去进厂，那个该死的湖南人齐怀义，他若也办了一张假证进厂，就象一滴水融入大海，连一丝痕迹都不留，找到他谈何容易呢？

    虽然我们这些外来工在中国人口中属于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甚至越来越庞大，但我们却依然在夹缝中求生存，处于尴尬的“三不管”状态，即国家不管、原住地不管、暂住地不管。

    任何人，只要离开自己的户口所在地，哪怕是由农村到其所属的县城，都属于外来人口，按规定都要办理暂住证，似乎暂住证大于身份证。离开户口所在地，便叫“打工”。我们这些打工者，政府既没有为我们安排工作，也没有为我们提供优质服务，比如失业救济、养老保险等等。另外还有本该享有的政治权利，我都２３岁了，还不知道选票长得是什么样子。在东莞打工三年，唯一和政府有联系的，就是丽娟那次被抢，我跟着进了一次派出出，可惜最后也是不了了之。

    和原住地也不过是一张身份证的联系。身份证必须本人亲自回原住地照相，然后交四五十块钱办理费。有效期是十年、二十年甚至长期，也就是说，在这期间，除了亲情，原住地不再和你有别的联系。当然，结婚除外，因为女方半年或几个月要回家做一次妇检，否则会被当作违法计划生育政策罚款或将留在原住地的直系亲属抓起来。

    至于暂住地，就更别指望了。据说“三无人员”的正确解释应该是“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人”，但这个定义移植到打工者身上，理论上便是无身份证、无暂住证、无用工证明，实际行动上则是“无暂住证”，而具体操作起来，弹性空间就更大了。

    如果拿假身份证进厂，一般只有在办理暂住证时才可以验证身份证真假。但办理一个暂住证，动辄几十甚至上百，如果不是工厂统一从工资中扣除，很多人不会主动从微薄的薪水中拿出这笔钱办理。我在“金秋”厂便知道，象“金秋”这样的大厂，为了偷税漏税，向上面虚报人数是家常便饭，成千上万人的只报几百或一千。工厂都会通过本地厂长塞给上面负责的官员一些钱，上面便也就就对这些工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据说每到年底，工厂都要拿出一大在笔钱打发各级别各部门官员，这是一笔极大的开支。当然，所谓的极大也是相对的，和工厂所得的好处相比，是微乎其微。但也足够养肥各级别各部门官员了，却亏了国家和工人。

    为了与工厂上报的人数相吻合，工厂办理暂住证时，一般只交够上报人数的暂住证费用就行了，为了节约成本，连暂住证都不发放给工人。这样，工人在遇到治安队查暂住证时，便不需要出示暂住证，只要出示厂牌就可以了。但费用，还是会从每个工人的工资中扣除的。所以暂住证，早就失去有效管理暂住人员的作用，这也给了许多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也就是说，湖南人齐怀义随便换一个假身份证进入一个厂，被查到的机率几近于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