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击总队解散后，原游击总队司令员莫云调任龙城区专署付专员，工作范围涵盖龙城周边许多县。由于刚解放，事务繁忙，根本就不沾家。全家的重任都落到妻子覃菊花一人身上。

    覃菊花不仅要操持家务，抚养一个五六岁大的孩子，自己还得要投身于地方政府的各项工作之中。由于划乡建区的需要（一般三个乡成立一个区），各区成立区政府，需要大量的干部，覃菊花被组织上调往龙城附近的城北县古桥区妇工队工作。此时，更麻烦的是，她已有四五个月的身孕了。但她是个很要强的女人，二话没说，带着五岁多的孩子，就到古桥区政府报到了。

    区政府工作人员都知道她是副专员莫云的妻子，怀有身孕，又带着孩子，大家都很同情她。但有什么办法呢？缺干部呀！能用的都用了。

    覃菊花刚开始只是把儿子扔在区政府周围的村民家照看，可经常一下乡做工作，十天半个月才回来，小孩哭闹生病没办法管，麻烦村民不少，一咬牙，干脆她就把小小的孩子扔回老家龙寨村，给爷爷奶奶照看，自己一门心思投入工作之中。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哪个人不是这样呢？不仅要下乡走村串户，做群众的思想工作，还要征粮纳税，打土匪。

    白天，去下乡的路上，时刻要防土匪的袭击，就是晚上睡觉也要抱着枪睡，以防土匪半夜偷袭。那个日子过得苦啊，累啊，想说都没力气说出来。大家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切都会很快过去的，今天的劳累、牺牲，就是为了子孙后代不再担心受怕，能够安享幸福生活。为了共同的信念和目标，工作组的同志是再苦再累，甚至牺牲生命，都是值得的！

    工作在十分艰难中前行。这一天，覃菊花随同工作组一起来到河畔村。这个村座落在一条小河边而得名，周围都是山，村里共三十几户人家。覃菊花这个工作组，是由区政府工作人员和区中队人员（通常干部由解放军军官，队员由解放军战士和地方武装人员组成）组成。这样的组成，既便于开展工作，又便于剿匪和保护自己。当然，这种清剿和保护，只是针对少量土匪而言，若遇到股匪，那就惨了。

    他们常听说，有的地方的工作组，被土匪抓去，不是被枪杀，就是被活埋，甚至有的被割喉、挖眼、割舌头的，基本上没有活着回来的。他们也担心遇到大批的土匪。但任务紧，特别是征粮任务，无论是采取什么措施，必须得抓紧完成，这是硬指标，就是再危险也要去做的。

    工作组进村以后，分头到各家各户做工作。主要工作是征税、征粮，收缴枪支弹药，动员土匪家属劝说土匪弃暗投明，放下武器，不与人民为敌。

    覃菊花和区中队的一个队员，敲开村里土匪家属韦二伯的家。“吱”一声门开了，韦二伯从门缝里探出个脑袋，一见是工作组的同志，二话不说，就要把门关上。队员眼疾脚快，用脚尖一下子塞住门缝，覃菊花一推门，喊了一句：“二伯！你躲我们干什么？你儿子只要一天还当土匪，我们就天天来。”无奈，二伯只好放他们进屋。

    因为是土匪家属，二伯怕共产党打击报复，征粮问题没敢多说，老老实实拿出粮食，收了白条。虽然，他对工作组打白条的问题有意见，但作为土匪家属，他哪敢提呀？说到动员儿子韦大贵缴枪，弃暗投明的问题，二伯说：“我已经找大贵谈了好多次了，大贵有顾虑，他们山上的大哥说了，谁要是交人交枪，就杀他家的人，烧他家的房子。再加上，缴了枪，大贵担心你们共产党怎么个处置他？”

    “二伯，这点你放心，只要大贵交枪，我们共产党既往不咎。实在不行，交人也可以。就是讲，叫大贵到区政府签个字，答应不再当土匪了，就没有事了。”区中队队员如是说。

    “真的咩？”二伯半信半疑，他知道大贵在土匪队伍里，不仅是个小头目，而且还干过不少坏事，共产党会放过他吗？

    “我骗你干什么？看！这里是告示。”区中队队员拿出一张告示，给二伯看，“这里（凯），你看后面落款还有广西省政府的大公章哩。”

    “好好好！这样最好，我一定叫我那个仔交枪交人。请工作组领导放心，我一定，我一定……”韦二伯不停地点着头。

    “那好，既然你想通了，尽快做你仔的工作，要知道，宽大政策是有时间限制的。好了，那我们走先。”

    覃菊花和队员扛着粮食，走出韦二伯的家。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一切都被躲在家中阁楼上的韦大贵，听得是一清二楚。待覃菊花他们走之后，韦大贵溜了下来。韦二伯着急地对韦大贵说：“都听见了咩？交人交枪，就没得事，有时限的波。”

    “你听共产党骗（捋）人？鬼才信共产党哩，交不交枪，我山上的大哥说了算。”

    韦二伯不知道怎么办？两只眼，可怜巴巴地望着儿子，嘴角在不停地扇动着，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山上的大王我惹不起，山下的共产党我也惹不起，叫我这老头如何是好？韦二伯犯难了。

    工作组的同志们做了很长时间的工作，总算得到一些粮食，搜到几支破枪。工作组一路贴了几张告示，在村口集中完毕，正准备出村时，远处踉踉跄跄地跑过来一个老婆婆，边跑边喊：“同……同志！等……等一等啊！你们不能白白地把我家的粮食给拿走啊！”

    “老婆婆，我们可没白拿你的粮食呀，我们可是打了借条的。”工作组组长是北方人，操着北方口音，理直气壮地说。

    “你们给的是白条，不是钱呀，这有什么用啊？又买不了东西。”

    “谁说没有用啊？白条上面有政府盖的章。以后，拿着条子到政府领钱就行了，放心吧，老人家，咱们政府不会赖账的。”工作组组长说完，挥了挥手，“咱们走！”催促大家往村外走去。

    “唉！”老婆婆一拍自己的大腿，无力地瘫坐地上，伤心地喊道：“你们哪里是在征粮啊？明明是在强要哇！过去国民党是强抢，现在你们是打白条硬要，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覃菊花背着粮食，回过头，望了望那老婆婆，心里十分的过意不去，想着，我们这样做妥不妥啊？

    “快走吧！菊花，别看了，我们手里要是有钱，还不给他们吗？何必打白条呢？”妇工队队长说。

    覃菊花心里很难过，眼下的状况，她又能说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