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充分相信，只要新式的火器能够在战争中表现优异，发挥出它们本该有的作用，那么大明朝的这些将校武官们，绝对不会墨守成规，固守过去长枪巨盾弓箭骑射之类的战术战法。

    因为大明朝的建立本身，就是奠定在汉人军队的火器相对于蒙古人的骑射所具有的优势之上的。

    火器，在明军之中本来就是传统的武器装备之一。

    只是因为明朝后期火器制造的监管不严，不仅造价高昂，而且质量低劣，在面对建虏骑兵的时候，发挥不了什么决定性的作用，所有这些加在一起，才使得许多边军将领们不敢在野战之中依赖火器。

    但是崇祯元年以来武备院的火器产品，尤其是以崇祯一式前装燧发滑膛枪、崇祯一式后装滑膛子母炮为标志的新式火器的推出，却让近卫军和九边各镇的将帅们，改变了对火器的看法。

    过去在九边将领们眼中如同鸡肋一般的火枪，如今则成为了九边各镇将领们竞相抢着装备的致胜利器。

    包括武备院出品的霹雳弹、猛火油弹，也就是崇祯皇帝为之命名为手榴弹和燃烧弹的这两款火器，也成为了九边各镇将帅竞相请求边卫军都督府给予装备的紧俏之物。

    只不过，如今崇祯皇帝建军的重点，一直都放在近卫军都督府和海军都督府之上。

    而且，这些新式火器的生产制造能力和产量，也一直提升不上去。

    所以，到了崇祯三年的年底，九边各镇的军队中，除了特别受到崇祯皇帝关注的少量营头，得到了武备院出品的火器装备之外，大量的边军队伍，仍然是过去以冷兵器和老旧火器搭配的军械装备。

    那么武备院一年将近两万杆新式火枪的产量，都去了哪里？

    其中最优先的，当然是皇家的御营神机营和亲军三卫。

    除此之外，排在第二优先地位的，就是如今的四镇近卫军了。

    在九边各镇的将帅得到崇祯皇帝的充分信任之前，尤其是崇祯皇帝下令仿制督造的第二代新式火枪，也即直线式线膛枪，还没有大批量装备神机营、亲军三卫和近卫军之前，九边各镇的军队是不可能大批量换装新式火器的。

    对于这一点，崇祯皇帝从来没有明白说出来过。

    不过自从武备院建立以来，武备院所出品的所有军械弹药和武器装备的调拨与分配，一直都是控制在军机处的手中，并由崇祯皇帝自己亲自做出决定。

    所以对于崇祯皇帝的心意，不管是直接掌管武备院的孙元化，还是如今的兵部尚书南居益，以及五军都督府的都督大员们，都是心知肚明。

    然而，对于九边各镇的军饷与年节前后的犒赏，崇祯皇帝却从来也不曾短缺过。

    这一次也是一样，九边各镇一共四十万兵员的饷额，占了崇祯四年正旦犒赏的绝大部分。

    崇祯皇帝虽然有心提高赏赐的分量，但是鉴于九边各镇有着如此众多或真或假的兵员，犹豫来去，还是接受了兵部尚书南居益的建议，继续按照过去每个兵员十块银圆的标准进行犒赏。

    九边各镇与神机营、亲军三卫以及近卫军一个标准，自然也不担心他们觉得不公平。

    即便是如此，就这么一下子，皇帝的内务府和朝廷的户部，也依然需要拿出四百八十万崇祯银圆出去。

    若不是这几年朝廷厉行开海通商，户部南北榷政使司的关税收入逐年增加，而内务府也通过一些垄断贸易使得财源广进，那么一次性拿出这么多的银圆进行犒赏，注定是一件伤筋动骨的事情。

    好在如今的形势与以往有所不同了。

    不仅有了经世银行在逐渐吸纳民间的存银，而且崇祯三年以来，每一枚崇祯银圆的含银比重，也从最开始的八成，逐步调整，下降到了现在的七成五。

    当然了，这其中的细微变化，却是只有崇祯皇帝和户部尚书毕自严等寥寥数人才掌握的绝密。

    包括如今的几个内阁大臣，也并非全都了解实情。

    这也意味着，轧制之后流通出去的一千万枚当一两的崇祯银圆，其中所需的纯银，只有柒佰伍拾万两。

    比起原来实打实地支出一千万两，朝廷的户部与皇帝的内务府则可以节省下来纯银二百五十万两。

    这就是当初崇祯皇帝执意要铸银圆，顶替户部金华银和库平银流通的目的所在。

    包括皇明经世银行之设，也为朝廷在大明各地的白银储存、转运和支出，节省了不知道多少原本像是一个无底洞一样的火耗。

    如果当初崇祯皇帝没有这么做，那么如今朝廷的财政状况怕是早就如同历史上那样陷入崩溃了。

    因为崇祯皇帝依靠抄家抄来的白银即便再多，也扛不住九边的军饷和宗室的俸禄经年累月的巨额支出啊！

    说起来，崇祯四年的紫禁城皇极殿大朝会，并没有什么轰动性的大政方针公布。

    除了扩大和调整了科举取士覆盖的行政区域之外，其他的一切都平淡无奇。

    因此，等到大朝会一结束，崇祯皇帝也就轻松了下来，安安心心地陪着后宫的后妃们一起过年了。

    而内阁、礼部的大臣们，除了轮流入宫当值的以外，也都闭衙封印休息了。

    当然，理藩院的大臣和官员们，因为要接待和安排来自属国和外藩蒙古部落以及番邦的使节在京师的生活，所以不得休息。

    到了正月初六，这些理藩院的大臣和官员们，院使恭顺侯吴惟英、左右副使姜曰广、多尔济达尔罕等人，更是奉旨陪着荷兰东印度公司圣洛伦佐总督府的使者韦特、葡萄牙缅甸沙廉总督府的使者柯恩，以及来自缅甸东吁王朝的使节德钦帕耶、再次从对马藩前来朝贺的老和尚规伯玄方等等属国和外藩的使节们，前往通州潞河湾的近卫军大营，观看近卫军都督府左都督马世龙亲自主持的近卫军第一镇开训大典礼。

    对于朝鲜、琉球、安南北朝莫氏以及来自塞外蒙古外藩部落的所谓正使们来说，如今大明朝的实力，特别是皇明近卫军的情况，他们都已经有所了解了。

    比如，崇祯三年正旦朝贺之后被强制留下入读国子监的朝鲜国王弟绫原大君李俌、琉球国如今的二王子尚义、安南北朝莫氏的世子莫敬完，在大明朝的京师待得越久，就越觉得自己背后的弹丸小国，在大明朝的面前不值一提。

    至于喀喇沁部、库伦部、多伦部那些形同质子一样的年轻继承人们，更是早就明白自己的父辈当初的抉择是多么的明智了。

    陈格尔巴图等人，在大明京师生活得久了之后，不仅京腔京调说得一个比一个溜，而且也习惯了在大明京师吃穿住行上的各种奢华与便利。

    若是此时让他们回到塞北草原上去，恐怕这些人都已经不太习惯和适应了。

    而陈格尔巴图等来自边外蒙古部落的王子们，也早就不拿自己当外人了。

    除了朝见的时候身穿他们的传统袍服以示外藩臣服之意之外，其他的时间，那些在讲武堂的，一律身着大明近卫军的军服，在理藩院行人司的，则一律身着大明朝低阶官员的官服。

    平时休沐期间，一个个身着大明京师百姓常见的冠服，流连于通州或者京师各大酒楼、茶肆和烟花柳巷之中，活脱脱的一副大明京师富家子弟的模样儿，根本看不出来是来自彪悍的塞外蒙古部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