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明修栈道（一）

    通过阎锡山上报的《土地村公有办法大纲及说明》以及其他相关资料，老蒋看的很清楚：中共能实行土地**，靠的是消灭地主、富农，也就是依靠大棒；人民军则通过镇压有血债的地主恶霸震慑了其余地主乡绅，同时，又以红利、免税等吸引地主乡绅让出土地，减轻了阻力，是大棒加胡萝卜，这便使得按人口分配土地的政策能够顺利推行。

    但中共和人民军的政策却难以在南京政府治下推广。原因无他，南京当局及其治下的各省政府和军队中，大多官员家里都置办着或多或少的田产。南京当局或者阎锡山领导下的山西省要想推行土地村公有，势必触动那些家有田产的各级官员切身利益，而这些遍布朝野内外、从上到下的大小官员就是新政策推行的最大阻力

    这些政府官员明了政府的财力窘迫情况，用免税、红利等说法根本就打动不了他们。至于强行动武，那连想都不用想，别忘了，有不少地主出身的军官或带兵或身居高位，硬来的话，恐怕这些人就会先反了。

    实际上，当初孙文所提出的三民主义中，所谓“民生主义”就是希望能通过一定方式收取地主阶层手中土地，但“民生主义”从提出来后，任凭孙文及其党羽鼓吹，国内那些大大小小的地主根本就不买帐。即便后来广州政府一路北伐，也不敢过于触及地主阶层的利益，仅仅提出了个后门广阔、弹性十足的“二五减租”来。有这样的前例在，阎锡山要想实现土地公有，谈何容易

    当然，阎锡山也不是不知道其中的利害，这从他只提出土地村公有而不是国家公有或其他公有方式就可见一斑。不过，阎锡山还是低估了山西地主老财们对土地那种根深蒂固的执念。

    政策再好也要靠人来推行，在没有外力强制推动的情况下，要那些各级政府官员和乡间作威作福惯了的地主老财们主动把土地等产业上缴，那真是拿钝刀子割他们的心头肉

    在官员和地主们看来，阎锡山愿意把他自家土地拿出来，除了阎老西现在身居高位用不着从土里刨食外，还因为土地村公有并由村公所出面管理后，最终的利益还是落到了阎锡山这个山西王手中。这在实质上不过是左手换右手罢了。如此结果，又怎能让那些大小官员和地主们心服？

    官员和地主们相互勾结、阳奉阴违、办事拖拉之下，阎锡山所谓的土地村公有政策，从一开始推行就走了样。无权无势的乡间小地主成了这一政策中利益受损的主体，而那些高级官员和有势力的大地主则依然逍遥。不说别的，就拿太谷孔祥熙家族来说，就是阎锡山惹不起的。再加上不好触动其他山西籍的高级政府官员、将领的利益，土地村公有政策推行得非常缓慢。对此结果，阎锡山也无可奈何。到后来抗战爆发，阎锡山的土地村公有也便偃旗息鼓，不了了之。

    事实上，到35年7、8月份的时候，阎锡山的虽然在关注土地村公有，可同时他把更多精力放在了引发国人怒潮的华北事变，特别是何梅协定披露后的华北局势上。

    华北事变是35年日军在华北同中国政府和军队一系列冲突事件的统称。在日军尚未对宋哲元抛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之前，最让国人感到愤懑、屈辱的是35年1月中旬的察东事件、35年5月份的张北事件、河北事件，以及与张北、河北事件密切相关的秦土协定、何梅协定。

    在察东事件中，南京当局被迫承认察哈尔沽源以东地区为“非武装区”。

    在6月27日，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和日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就解决张北事件达成《秦土协定》。该协定主要内容为：

    一、向日军道歉，撤换与该事件有关的军官，担保日人今后在察哈尔省可以自由行动；

    二、取消在察哈尔省的国民党机构，成立冀东非武装区，第二十九军从该地区全部撤退；

    三、中国方面停止向察哈尔省移民，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撤职。

    这一协定比后来书面确认的何梅协定的条件更苛刻，更使得冀察两省大部分主权丧失

    而在解决河北事件过程后，何应钦于7月6日正式复函梅津美治郎，表示对此前日方“……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接受日方无理要求。

    但实际上，何应钦7月6日的复函不过是对日方无理要求和中方妥协退让的有关行动加以书面确认罢了。这从6月份南京、北平方面的一系列行动中就能看个清楚：

    6月4日，何应钦于免除了因对日持抗争态度的蒋孝先、曾扩情两人的职务；

    6月6日，南京当局又免除了反日情绪强烈的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的职务，改派其为川陕甘边区剿匪总司令；

    6月8日，何应钦手谕严密取缔平津一带有害中日邦交的抗日团体，其中包括蓝衣社；

    6月9日，中央军宪兵第三团离北平南撤；

    6月10日，南京当局召开紧急会议，决议重申禁止排外排日令，撤退河北省内党部、中央军、于学忠军部东北军。上午10时由汪兆铭将会议结果电告何应钦。而何应钦则在下午6点，遵照南京当局决议，口头答复日方：

    1.河北省内党部之撤退，已于今日下令，即日起开始结束。

    2.五十一军已开始移动，预定自11日起用火车向河南省输送，大约本月25日输送完毕，但如因车辆缺乏，或须延长数日。

    3.第二十五师、第二师已决定他调，预定一个月运毕。

    4.关于全国排外排日之禁止，已由国民政府重申明令。

    同时，何应钦又说明：第五十一军约在三天内撤离北宁沿线后尽快调离，其他事项也将确实履行。

    从这种种安排可以看出，南京当局在事实上放弃了华北的主权，而所谓的何梅协定不过是对南京、北平当局这一系列媚日卖国行径进行书面确认罢了。日方在得到何应钦书面回复之前，其侵略要求就已通过南京、北平当局此前的行动予以满落实

    同日方达成妥协，不管是南京当局还是何应钦本人，都不希望这种屈辱协定被披露给各界公众，那实在太有损党国形象了。不过，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中央军、东北军、宪兵团等机构陆续撤离华北，河北省主席于学忠被免职他调，这一系列行动根本就瞒不过世人的眼睛

    当何应钦对日交涉内容被报界陆续披露后，西北人民广播电台于7月29日发布了题为《推翻卖国政府，团结抗日》的授权声明：

    “……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固然由来已久，但其由东北而至华北、日见增大的胃口却完全是被南京当局步步退让的妥协、纵容给养大了可以预见，日军在华北的侵略步伐必然会因当局撤退华北兵力的纵容而加快，今后的胃口势必会更大今日是平津、河北，明日很可能就是整个华北进而势必发展成全面侵华

    形势发展至此，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已然不可避免南京当局希冀以妥协退让等卖国手段换取一时苟安的迷梦也终将有破碎的一日

    同胞们，形势已经险恶至此，让我们团结起来，推翻国民党投敌卖国政府，实行全民族抗战，破除一切侵略者强加给中华民族的奴役枷锁，收回失地，实现国家的真正统一和民族独立”

    随后，民众社又在西北发行的《民众日报》上刊登了主题为《从孙文中日盟约到何梅协定》、副标题为《评南京当局卖国的一贯性》的长篇社论。

    在这篇社论里，先是从1907年孙文在日本收取日本政府资金，不经同盟会内部商议而擅自离开，进而引发同盟会内部分裂谈起。阐明当今国民党是由同盟会中孙文党羽发展而来，但同盟会却并非国民党，将两者严格区别开来。

    随后，引用梁启超曾经对孙氏的评价：“我对于孙君最不满的一件事，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这句话也许有人觉得迂阔不切事情，但我始终认为，政治家道德所必要的。因为不择手段的理论一倡，……结果可以把目的扔向一边，所谓本来之目的，倒反变成装饰品了。”

    接着，就是对孙氏生前各主要活动时期予以说明和评论。其中，重点对孙文的《中日盟约》、《孙越宣言》等勾结外国势力、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行径做了说明和评论。当然，也少不了涉及孙氏及其党羽抹杀其他**团体在建立民国上的功勋，以及其武力排斥异己、戕害**同志等问题。明确指出光复会陶成章的被害是孙文纵容或默许陈其美指使杀手所为，而当年的杀手现今却在南京当局身居要职

    社论指出：孙氏生前“民主”、“共和”口号喊得山响，但在其成立的政党内却要求自己的同志对其宣誓效忠，一副**面目孙氏身后却被冠以“国父”之称，更葬在皇陵，纵观中国上下五千年，生前出卖国家民族利益，身后却获如此哀荣，古今欺世盗名未见能有与孙氏并列者

    评论完孙文，文章又继续列举了南京政府自成立以来的种种卖国行径，特别是对日屈膝献媚、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桩桩件件。从28年济南惨案发生后，不顾军中同袍被日军虐杀，到九?一八、一?二八、塘沽协定，再到眼下的秦土协定、何梅协定，清楚的表明南京当局是一步步对日本妥协退让的过程。

    这样一个靠暗杀起家，具有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对日屈膝妥协的政党，以及该党**专制下的南京政府，还有领导这个政府的、在日本留过学认同日本超过认同中国、鼓吹“抗日亡国”的大员们，又如何会不计利害的真心抗日？

    与其寄希望于卖国的南京政府改弦更张，有识之士不若团结起来广泛发动民众、武装民众，众志成城，一起和日本侵略者斗争到底

    ……

    西北人民政府的声明与这篇社论经广播电台重复播出后，国内各界就好似在滚烫的油锅中撒了一把盐，顿时就爆开了。

    身在南京的老蒋听闻后，触动心中的隐秘，怒不可遏：“乱匪都是乱匪统统该杀”平息了下心中怒火之后，老蒋把复兴社书记酆悌给找了过来：“力余，西北民匪猖獗多年，复兴社有没有派人了解清楚那边的情况？”

    “校长，去年之前我社一直以剿灭共匪为己任，加之人手有限，对西北关注的不多。不过，自寿山到陕甘一带后，我社至今向民匪控制区域派出过26人，但迄今却无人传递回消息。”酆悌有些神色不安的回答道。

    凭现在复兴社的力量，在配合大部队将中共驱离江西后，又进入川、贵，还要盯住华北日本人和各路军阀，还要在南京当局控制区内加强控制，能在不到两年时间向人民军控制的西北地区派出26名受过相关训练的精干人员已属不易。

    听完酆悌所说，老蒋也知道这是实际情况。而且，酆悌是去年8月才出任复兴社第四任书记的，也就是说，向西北派去的26人基本上都是出自他的手笔，这也算是不错了。

    “民匪可恨，不过，他们对中日间必有全面一战的看法却是值得注意的。”对酆悌点点头，老蒋沉吟片刻，又道，“将来不管是对日作战，还是平定国内匪患，都需要充足人员。人手不足，那就加紧训练。尽量多地训练大、中学生和有志青年。西北那边也要加紧。”

    “是”得到老蒋对复兴社的扩充许可，酆悌神情振奋。

    也就是从35年夏天开始，为了将来对日作战，也为了对付国内军阀和人民军等割据势力，酆悌在得到老蒋的许可之后，发起了全民军训。在此后的两三年内，复兴社共训练学生约60万人、民众约500万人，为南京当局在将来的抗战中打下了比较牢固的人力基础。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复兴社——也就是蓝衣社——成员先是发展到30万人左右，随后又壮大到50万。

    老蒋在南京对人民军鞭长莫及，一时难以奈何，而与西北交界的太原当局、西安当局更是惊疑不定。

    “这人民军想干什么？”刚同人民军暗同款曲的阎锡山在太原绥靖公署里咂摸着嘴，仔细品味着手下工作人员整理出来的西北声明和社论文稿，“抗日的态度倒是很明确，可这反的却不是老蒋，而是反的整个国民党啊。”

    “阎公，今后是不是要加强对人民军的防备？免得为其所趁？”徐永昌轻声提醒道。

    “样子做做可以，但不要激化。”阎锡山点头叹道，“一边是中央，一边是足以造成山西战乱的人民军，都不好得罪啊。”

    虽然对阎锡山这种骑墙作风不感冒，不过这确实是有利于山西政局稳定，而徐永昌自己又提不出更好的办法，也就点头答应下来。

    “阎公，西边发的这篇社论，里面说的是真是假？”杨爱源有些好奇地问道。毕竟，在这篇社论中涉及从同盟会到南京政府成立后的不少密闻，而阎锡山这个老同盟会员肯定清楚其中一些事件的究竟。

    “先总理有时候也是迫不得已，我们还是要为尊者讳的。那些事情你们就不要掺和了。”阎锡山没有正面回答，但他这个回答却足以使杨爱源等人明白。

    与阎锡山暗中同人民军接触心中有底不同，7月4日抵达西安的川陕甘边区剿匪总司令于学忠却无法忽视人民军的这一表态。何况，人民军发布声明和社论的29日，又正在西安从27日到31日的举行的剿匪会议之间。这就更使与会人员无法回避。

    在30日的会上，于学忠看了看在座的与会人员，开口问道：“我部初来乍到，地理人情都不熟悉，还望杨主任能够多给些建议。这人民军的战力究竟如何？”

    虽然于学忠此前也听说过杨虎城和在座诸人和人民军交手的都没有好结果，现在当面问及对方败仗实在有些失礼，可这关系到东北军今后在西北的生死存亡，他也就顾不得冒昧了。

    若是换别人来问，杨虎城肯定会着恼，不过，由一直从东北败到西北的东北军来问，杨虎城却并不如何难堪。在人民军手下吃败仗总好过东北军不抵抗丢了东三省吧？心里转着有些微妙的念头，杨虎城苦笑道：“蒙委员长信任，先前曾着我指挥围剿民匪，可先后几次却都是损失惨重。眼看着敌军壮大却无能为力，虎城实在惭愧。”

    顿了下，杨虎城又道：“从上次作战来看，民匪在重火力、兵员作战素养、部队数量、士气等方面几乎都超过我方。该部实力不可小瞧，就连有第一师称誉的胡宗南部也曾在民匪手下吃过大亏。”

    于学忠有些难以置信，看看与会人员，同属东北军的王以哲、张学良也很吃惊，而曾在人民军手下吃过败仗的庞炳勋、高桂滋、孙蔚如、马鸿逵、孙殿英等人却各自神色黯然，摇头叹息。

    张学良现在是军委会委员长武昌行营主任，兼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此番到西安参加会议，只是不放心东北军而列席会议，并不决定具体事务。不过，现在听了杨虎城的话后，张学良却问道：“杨主任确定人民军和陕北共党没有联结一气？”

    “这个基本上可以肯定。”杨虎城解释道，“从民匪占据陇东、陇中、陕北等地后，就在与我部交界处大力修筑工事，并将周围百姓迁移。这在延河以南、桥山以东、陇中吴山、陇南嶓冢山等地各制造了5到15里左右宽度的无人地带，完全隔绝了交通。而当共匪占据延河以南6县后，并未听说民匪解除隔离。”

    “这样啊……”张学良听后点了点头，便又保持沉默。

    在座诸人又七嘴八舌地讨论了一些军务，聊了些眼下国内局势，便暂且休会。

    趁这功夫，张学良把于学忠、王以哲叫到一起，叮嘱道：“你们到了这边，凡事要多想想。丢了东三省让兄弟们有家难回，我已对不起大家，可不能再不顾兄弟们死活。”

    于、王两人相互看看后，于学忠说道：“副总司令放心。既然人民军一时难以对付，我想我们不妨也在与其交界地带深沟高垒，加强防范。现在西北出现两个敌人，我们避免两处作战也有话说。另外，可能的话，暗中和人民军沟通一下也不是坏事。”

    从东北到华中，再到西北，东北军丢了东三省后只能仰仗南京当局开支的粮饷，而剿匪中消耗的装备和人员却不见当局补充。这种情况若持续下去，恐怕东北军很快便会烟消云散。

    权衡利弊，张学良决定道：“有孝侯兄和鼎芳兄在，西北这边我没什么不放心的。就照孝侯兄的意思办好了。”

    参加完西安举行的剿匪会议，张学良便在31日乘机飞回武汉，其他与会人员也各回各部。

    南京、太原、西安这几处是消息灵通所在，对于人民军声明和社论几方也都做出了不同的应对。而其他地方，除了有收音机能收到西北广播的人外，因南京当局对抗日言论的压制，各大报刊基本上不敢转载。毕竟，《新生》周刊因5月份登载《闲话皇帝》而被停刊，在7月初总编杜重远更被判“有期徒刑一年两个月，并不得上诉，立即送监执行。”

    在这种高压之下，民众一时噤声是可能的，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要想全面禁锢消息的传递却是办不到的。特别是在上海、天津等地外国租界中创设的报刊是当局封锁不到的地方，象上海的《字西林报》便以英文全文刊登了西北政府的声明和社论。

    而随着私下里人们对消息的传递，加上一些报刊的突破，西北政府的声明和社论也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晓，西北的政治姿态也开始展露在国人面前。

    不过，当8月份，有关西北的报道传到苏州时，一位年过花甲的老者在读到有关内容后，却先是大笑后又大哭。

    外边有人听到动静后，忙进来小心问道：“先生，您这是怎么了？”

    “我笑，这社论骂得痛快，老友功绩尚有人不忘；我哭，老友竟丧生于同一阵营的黑枪之下”老者虽然岁数有些大，可形容于色，想来当年也是快意恩仇之人。

    “没你的事，我一个人待会儿。”将来人打发出去后，沉吟半晌，老者心有不甘，咬牙暗道：“就是不知西北那边所说暗杀焕卿的人究竟是谁，一定要弄个清楚才是絸斋在北平，离得近，还是麻烦他跑一趟吧。”

    当下，老者写了封信，叫人给寄到北平。而由这封信开始，西北今后却又多了一条另类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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