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改革绝对是中国这个民族最核心，最本质的领域，因为他牵扯到了思想之争。

    儒道，统治了这个国家教育领域已经超过一千年，在汉代取得了绝对优势，在宋代确立了统治地位。

    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绝对是一个历史大事件，标志着中国从此走入儒家时代。只不过之后的几个朝代，最精英的人才，大多都不是出自儒家。

    能够想象的人才，三国时期的曹操等枭雄人物，哪一个都没给人一个儒生的印象。

    唐代的魏征、长孙无忌这些文官，还真不能算成儒士，他们一个个都是能上马砍人的。

    直到宋代，这种情况才发生改变，宋代时期，哪怕是主张变法的王安石等人，也个人一种书生的气质。

    这标志着，到了宋代以儒家为核心的士大夫文化，真正形成了。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宋代儒学也发展到了成熟阶段，标志就是诞生了孔孟之后儒家里最厉害的牛人朱熹，他的出现，奠定了理学在儒家中的主流地位，用理学取代各种不同流派的儒家思想。

    而朱熹本人也就成为称宗道子的人物，被尊称为朱子，理学被成为朱子学。

    当然宋明理学的发扬光大，并不是朱熹一个人的功劳，他只是将儒学推向了巅峰，真正让儒学具有了统治力而已。之后哪怕宋朝灭亡，明朝复兴之后，儒学依然能统治中国人的思想，不得不说朱熹的作用很大。

    为什么儒家发展到宋明理学之后，会成为如此强力的思想工具，而且儒学的统治力变得如此强大呢？科举是一方面，客家考四书五经确实赋予了儒家不一样的地位，相当于让儒家成了官学，好比某个宗教被立为国教。

    但这不是根本原因，应该说是因为儒家的强势地位，他才能成为科举的唯一内容，而不是因为科举才奠定儒家强盛，科举只是加强和确立了这个地位而已。

    真正让儒家形成如此战斗力的理学为什么这么厉害，后世批评理学的什么封建迷信，什么三纲五常等等就是他强大的原因。

    这些纲纪伦常有些确实过于苛责，但就是这些东西奠定了儒家的地位。

    有一个和尚叫做法显，他是东晋时期人，比唐僧要早了好几百年，他在东晋时期，就从西域到了天竺，比唐僧取经也早了几百年。

    但是法显不是去取经书的，他取的是佛门的戒律。当时东晋时代，五胡十六国并立，是中国最混乱的时代，越是混乱的时代，宗教往往就越是兴盛。可是当时的佛教十分混乱，各种流派并立，没有一定的章法。

    尤其是佛门弟子没有规矩，吃酒喝肉，娶妻生子，放高利贷，什么都干，在官方的影响很坏。让法显觉得佛门如此下去，恐怕不会长久。所以他就想去天竺取经，除了取回来几百万字的经文之外，最重要的是取回了天竺的僧团戒律。

    这些戒律，可不仅仅是不能吃肉这种大家喜闻乐见的戒律。他包含的是一整套佛家管理方式，小到受戒的仪式，大到天下各个寺庙如何管理。因为这些戒律，才将佛教统一成了一个整体，而不是一个个单个的，互不往来的寺庙，一个和尚拿一本度谍才可以通行天下，到各个寺庙都能挂单生活。

    朱熹对儒家的作用，其实就类似于佛家的法显，他通过这些纲纪伦常，给儒家立了规矩，让读书人从此有了一个统一行为方式，统一的思想理念，统一的世界观和认知，尽管儒家没能形成佛教那样的宗教，但却大大强化了这个思想流派的统一性。

    假如没有朱熹等理学大师，儒家尽管还能广为流传，但绝对不会有宋明时期那样强有力的统治力。

    比如在宋代之前，唐代皇帝就很笃信道教，孔子的地位根本不能跟老子相比。

    朱熹他们通过纲纪统一了读书人的思想，在读书人口中称作正人心，通过纲纪正了读书人的心。

    现在朱敬伦打算动一动这个东西，这真是一件很有难度，很需要勇气的事情。

    最困难的是，理学的根基，是在与统治着大明九成人口，以宗法制度维系和保护起来的乡村会中。

    之前朱敬伦所有的改革，最深入也只到达了县城一层，而且一开始只是从最容易的口岸地区入手，这种商业性质的区域，经历力量起到的作用，比乡村社会要大得多，因此改革往往局限于经济性质。

    在中国，经济往往是最好改的，因为中国人非常实际。

    但政治，就比较难改，最难改的则是基于思想的传统习俗。

    哪怕到了21世纪，中国人在思想上，依然保持了相当大的传统，有好的传统，比如讲究孝道，非常重视家庭，那时候只有中国人能够为了养活妻儿，一年到头在外工作。

    也有不好的，那就是法制观念淡薄，不善于利用法律维护权益，遇到不公的事情，不是寻求法律的支持，很多时候依然喜欢聚众私斗。出现医疗纠纷，找七大姑八大姨围攻医院，出现征地纠纷，也是七大姑八大姨一起做钉子户。其实这些都可以用法律手段解决，但法律判决了，对他们不利的，他们也拒绝接受，依然是七大姑八大姨上。这都是法制观念淡薄的表现，当然另一方面则是司法机关本身做的也不好，没有公信力。

    朱敬伦在改革中，也遇到了方方面面的阻碍。从最早的开口岸，到最近的修铁路，都遇到了暴力抗拒的情况。他之前一直使用各种手段柔性化解了，现在基本上做到了能开放的口岸都开放，珠江沿线每个县都有自己的港口。甚至连广西的梧州，也开放了贸易。铁路也持续推进下去了。

    但在教育问题上，跟传统势力的拉锯，则依然处于相持阶段。

    早在十年以前，朱敬伦还没有公开造反，当时打算开科举的时候，就遭到了一次最大规模的抵制，当时各地的老夫子相互串联，最后甚至集体向朱敬伦进行了一次请愿。当时反对的是朱敬伦让胥吏成为正式官员身份，以及考试中加入数学内容。

    除了这两件事，已经很多年没有老夫子集体请愿了，显然修铁路等事情，在他们看来，还没有搞教育这件事重要。

    正是吸取了这个教训，朱敬伦这几年在教育上才格外的小心谨慎，始终避免跟保守势力正面对抗，一方面依靠科举来引导乡村教育，一方面在墟市上大批投入建造新式学校。

    美国教育家詹森倒是不着急，他反而对大明教育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肯定。肯定大明的教育，也是肯定他这些年的工作。詹森一直坚持教育，应该保持本国的传统，在这一点上他倒是能容忍那些老夫子，可那些老夫子最不喜欢他。

    这大概是美国人的世界观使然，他们似乎想给任何事务都赋予自由的内涵，所以詹森对强制推广统一模式的教育非常反感，但这个时代正是强制教育大行其道的时代，连美国都引入了普鲁士式的教育模式。可詹森对这种方式大肆批评，认为这让美国孩子失去了很多，他很怀念过去的英式教育，一个家庭教师负责孩子方方面面的知识培养，从拉丁文到数学，一直到大学才结束教育，这种一对一的家庭教育之下，家庭教师不但能够针对孩子的特点，制定针对性的教学方法，而且长期在一起还能培养出感情，因此在这种教育模式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往往更有人情味。

    作为教育家，詹森有自己的理念没错，可是这种方式确实能培养高级人才，但是对于推广十分不利。英国人始终认为自己的教育是最成功的，英国的大学也是后世唯一能跟美国大学相比的名校。但英式教育归根结底是一种精英教育，精英拥有非常良好的教育条件，他们能够从小就接受哲学、音乐等等人文教育，最后考入剑桥、牛津。但是那些在普通学校里打打闹闹长大的孩子，最后基本上都成了学渣。

    朱敬伦不是不认可这种精英教育，但是他觉得那是在完成基础教育之后的事情，因为现在就推广这种精英教育，那种成本不是大明能够负担的，现在的大英帝国，都承受不起，导致英国教育普及率还不如日本。

    其实精英教育跟普及教育之争，就是传统的学徒制，跟现代的工厂化之争，让家庭教师以带学徒一样的方法教授学生，还是让老师以工厂生产产品的方法流水线一样传播知识，当然在教育效果上是有很大差别的。

    詹森坚持的精英教育不无道理，但朱敬伦明确告诉他，大明要的是普及率，哪怕十个精英都能成才，也比不上普及教育之下一百个人中只有一个能成才最后总数来的大。

    詹森知道大明优先考虑的是普及率，其次才是精英教育的问题。

    所以他提出了一个折衷的建议，那就是不要打破传统的私塾教育，他认为那种一个老夫子带几个或者十几个孩子，一直教授到他们考科举的办法，正是一种精英教育，他认为老夫子们能在教授的过程中，跟学生形成深厚的感情，言传身教也更能将老师身上的行为习惯，传递给下一代。

    只是这种方法对于人文教育，比如传统的基于儒教的道德教育，还比较有用，一个老夫子带几个学生好几年，能始终教导他们，确实比这个老师教一年那个老师教一年的年级制，更能给老师发挥的余地，因为老师可以根据没个学生的不同学习情况制定相应的教学办法，有的学生领悟力差，有的领悟力强，有的进步快，有的进步慢，如果统一的教材，容易让一些学生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最终被淘汰。

    可还有一个问题，过去的私塾授课，往往是大大小小的学生一块上，四五岁的蒙童有可能跟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一起读书。如果老夫子水平高，责任心也强的话，那么就会根据不同的学生制定不同的方法，蒙学的给蒙学，教他们识字；作文的给教八股文的写作技巧。因材施教，两不耽误。

    但这种办法跟英式贵族教育一样，那就是效率太低，一个老师即便在用心，最多也不可能教十个孩子以上。

    最后改进的方案是，一个老师依然只带一批学生，对那些学业明显跟不上同学脚步的，采取留级制。让老师教育的学生，始终保持差不多的学习水平，从而保证他们需要选择的教学方案在十个以内。这样让一个老师可以同时教育三十个以上的学生，从而大大提高效率。

    朱敬伦最后拿到的方案就是这样，他越看越觉得熟悉，倒不是留级制度，而是一个老师教育一个班之后，会一直将这一批学生教到毕业，也就是一个老师在几年之中，只跟一批孩子打交道，一批孩子在小学阶段，只接触一个老师。

    朱敬伦猛然想到，这不就是后世流行的跟班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