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万事都是开头难，一旦开好了头了，接下来只要一直坚持下去，就会有收到成效的那一天。

    当初，崇祯皇帝让兵部职方司调集人马工匠，全力制作皇明域内两京十三省的地形沙盘，如今经过两年多来持续不断的努力，已经大体上完工了。

    不过，做完了两京十三省的地形沙盘之后，崇祯皇帝一点也没有叫停的意思。

    不仅让兵部与工部继续派员去往各地主持勘探测量山川城池驿道的地形地貌，而且也在不断地增加着武英殿中地形少盘的板块数量。

    与此同时，崇祯皇帝还让南北两京的翰林院与国子监，动员年轻的翰林们和监生们，或者让他们查阅典籍文献，或者给他们分派任务，让他们参与到这项事业中来。

    而皇明地理学会公开发行各地的《天下地理》杂志，两年来虽然一共只发行了十期，却也让主编之人徐弘祖的大名，在江南江北的士林之中广为人知。

    为这个曾经屡试不第却靠着游历天下而受到皇帝青睐的人物，招徕了一大票的追随者。

    其中，既有张维城（即张岱）、杨文聪这样屡试不第放弃了仕途寄情于山水舆地之学的文苑名士，也有像方以智这样的少年英才。

    如今这几个人都跟着徐弘祖，打着皇明地理学会的旗号，奔波在云南缅甸一带的山林里。

    这一世，徐弘祖有了大明皇家地理学会的旗号，有了崇祯皇帝每年拨给学会的经费，更有了兵部职方司通行各地的勘合令牌，不管往哪个地方去，都有了原本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方便。

    也因此，当武英殿里的地形沙盘制作告一段落之后，徐弘祖就请了旨意，带着这几个被他吸纳进皇明地理学会的人物奔着西南而去。

    对于徐弘祖带着一堆同好去云贵川西等地勘察地形地理的做法，崇祯皇帝当然是极为赞同的。

    像张维城、杨文聪这些人物在原本的历史上，一辈子也没有考中进士，但是他们在江南士林中的影响，却比后来所谓的是四公子大得多。

    张维城（张岱）、杨文聪这样的人物，都是世代官宦之家出身，本人也很有才气，在士林文苑之中名气很盛。

    这样的人物，若是不给他们找点充满着艰难险阻，同时也充满着各种刺激的事情干干，他们就会如同原本的历史上一样，今天搞个诗社，明天搞个文会，不断地给朝廷制造麻烦。

    与其让他们在民间瞎搞，还不如给他们个名头，让他们觉得凭借这个也能够有朝一日出人头地。

    因此，如果说当初崇祯皇帝起复和重用徐光启，相当于是种下了一棵吸引这个时代大明朝西学人才的梧桐树的话，那么当初将徐弘祖这个连秀才功名都没有考取的江阴奇人从民间拔取出来，让他借助皇明地理学会及其《天下地理》杂志名扬天下，为的就是将士林之中特别是隐逸之士中的可用人物，给吸引出来。

    如今，两三年过去，总算是见到了一点成效，至少在如今的皇明地理学会会员名单之中，崇祯皇帝就看到了张维城、杨文聪以及方以智这几个人的名字。

    如今，这些人跟徐弘祖去西南，一方面翻山越岭寻幽探胜，满足了自己的生平志趣，一方面记录沿途山川盛景、奇花异草和风土人情，一篇接着一篇地发回京师，让留在京师的同仁们整理了以后刊布在《天下地理》之上。

    这些人的地理探险或者说山水纪行一类的文章，通过《天下地理》杂志的刊布，为他们赚取名声的同时，也在江南江北乃至京师的士林圈子之中，形成了一股小小的风潮。

    崇祯皇帝也借着这个机会自掏腰包让南北两京的国子监，分别校订刻印《山海经》，以及南北朝时期郦道元的《水经注》、顾野王的《舆地志》等等华夏传统地理类的典籍图志。

    对于崇祯皇帝来说，这不过是一个举手之劳的小事情，可是如果将来有一天，因为这些举手之劳的小事情，真的在如今的大明朝掀起一股地理探险与考察的热潮，那可就是功德无量了。

    当然，徐弘祖他们关于西南山川、地理、道路、城寨以及风土人情的各种精彩记录，除了激发起一部分士林读书人效仿的热情之外，也成为了兵部职方司急需的东西，被用在了更加详实和精细化地制作西南地区的地形沙盘之上。

    正是因为有着这样一批人物，在不断补充和校正着兵部职方司对于各地山川道路地形地貌的认知，所以，武英殿中的皇明版图地形沙盘，也才能一天天地变得越来越准确和精细。

    一张准确的山川地图，对于从战略上指挥一场战争来说，到底有多么重要，在这个时代，恐怕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比如今这位崇祯皇帝更清楚了。

    正是因为有了如今皇明版图地形沙盘的日臻完善，崇祯皇帝与军机大臣宁城伯孙承宗、兵部尚书南居益他们，才能够信心十足地身在遥远的京师紫禁城，遥控指挥着发生在西北边地的战事。

    且说，李邦华在靖宁州召集了各路兵马的将帅们，传达了崇祯皇帝的最新谕旨，部署了各路兵马在各个方向上的作战任务和作战目的之后，各路将帅随即赶回各自的驻地整顿兵马，预备着新一轮的向西进军。

    木速蛮过了黄河向西逃窜之后，不管是远在京师的崇祯皇帝，还是身在西北的李邦华、袁崇焕，都没有了原来的那种投鼠忌器和畏首畏尾。

    特别是在总体上形势一片大好，中间却突然遭遇了甘军兵败与兰州城破的挫折，从李邦华到袁崇焕，以及各路将帅士卒，都是卯足了劲头，要将盘踞在陇西一带的流贼一网打尽了。

    崇祯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新任甘肃镇总兵官周遇吉，带着原定虏镇的主力人马即王世虎部、姚进忠部、黄廷弼部，从靖宁向西，再次进驻接管了巩昌府的会宁县。

    甘军兵败之后退守会宁的甘肃镇罗俊杰所部两千多人，也随即并入了周遇吉的麾下，而周遇吉麾下的甘肃镇也再次人马过万。

    与此同时，新任三边团练副使史躬盛也奉旨收拢了毛羽健死后被打散的三边团练队伍，如唐仲亨、闫策、覃崎等部人马，约莫四千余人，带着返回固原城进行整编。

    而原本驻留在庄浪水洛城一带，按照近卫军都督府的指令，已经整编训练了将近三个月的近卫军第四镇，早已按耐不住各部求战的性子了。

    武安伯王廷臣从靖宁州城返回之后，近卫军第四镇一万两千人马，当即向着安定城的方向一路推进。

    此外，汉中官军董志义、潘云腾所部，也在不久之后奉命由泯州继续向西伺机夺占洮州；

    陕西总兵官王承恩亲自率军从秦州天水城进驻巩昌府城，并与之前率领陕军前锋抢占此地的官陕军惟贤部一起，向临洮发动进攻。

    陕军杨世恩所部，则听从武安伯节制，从通渭堡往西，配合近卫军第四镇和甘肃镇兵马，伺机夺取安定城这个河州与兰州门户。

    而那个耶稣会在华的领袖人物，即荷兰传教士康迪纽斯，刚刚带着一帮辛苦招募来的红毛番和教友志士队伍，辗转反侧地来到靖宁拜见三边总督袁崇焕，结果听到的一个消息，就是兰州城陷落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