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西方各国寻找资助建设工厂的小诺贝尔欣然同意，亲自赶到大明来监督工厂施工，他发现难度很大，因为大明没有基础的化学工业配套，他不得不引入一整套的原材料工厂，这大大增加了成本，但是大明皇帝的保证，甚至给予的贷款，尤其是大明皇帝表示愿意做他的合伙人，这最大程度的坚定了经营理念比他老子强得多的小诺贝尔的信心。

    诺贝尔用最快的速度，就利用他爹在赤湾村的工厂，马上建设了一条硝化甘油生产线，一边在大明境内寻找另一个必须的原料硅藻土，一边从硅藻土资源丰富的德国大批量进口，终于赶在铁路施工之前，建成了第一条达纳火药生产线。

    最终在三年内，诺贝尔火药应用到了大明的所有军火之中。

    这是后话了。

    广九铁路的建设速度，最后让英国人很惊讶。

    68年年底的时候，中国工人用了半年时间，不但完成了路基的建设，而且铺设完了多数枕木，英国生产的铁轨和构件一到，他们只用了两个月时间，就完成了铺轨，要知道这些工人绝大多数可都没见过铁路，真正有铁路修建经验的，是一大批从美国回来的包工头，结果他们用时八个月就完成了平地施工和铺轨的工作，比英国人预料的快了四个月，英国人认为，这八个月时间中，至少有一个月，还得算作中国工人的学习时间。

    隧道工程则在69年农历新年前全部贯通，放了十五天的长假后，年后一个月，所有隧道的铺轨工作完工。

    最慢的还是桥梁，大批钢铁结构的桥梁，这就不是中国工人短期能够学会的，为了修建这些桥梁，雇佣了大量英国工程师不说，兵工厂出动了2000技术能力合格的工人配合，英国人负责设计和检查，这些技术工人则负责关键工序的施工，以及指挥普通工人工作。

    花费了大量的力气，才在69年5月完工，耗时11个月，距离朱敬伦要求的一年时间，已经接近了。

    当然最大的问题，还不是技术问题，主要还是社会问题。

    铁路公司要在两处坟地上动工，这完全挑战了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尤其是长着金发碧眼，被中国乡下老百姓称作鬼夷的英国工程师进入农民的坟地，简直要让子孙们发疯了。

    这两处坟地都是当地大家族的墓地，当时海关出多少钱，他们都不肯卖，主要原因不是他们保守的问题，别人能迁坟他们不是不能迁，主要问题是这两处坟地的风水太好了，至少两大家族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坚持不肯迁坟。

    官府接受了他们不迁坟的态度，桥梁从他们坟地上通过去，但是桥梁可以飞过去，可施工不可能在空中施工，总是要在人家的坟地里施工的，工程师是洋人，大家觉得鬼子进了祖坟，不知道出于什么情绪，他们认为这是巨大的羞辱，鼓动了上万人围攻施工队，倒是没打人，但是困了一整天才放人。

    后来官府调查才知道，这两家之所以认定他们家的祖坟风水绝佳，最大的原因，这两家都出了官员了，他们的子弟通过科举考入了大明官府，一个官至县令，一个已经进入广州府任职，前途光明。

    他们都觉得是祖坟风水好，所以打死都不肯迁坟。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问题就好办了，找到两个官员，让他们回家去做工作。朱敬伦对老百姓诸多忍让，对自己手下的官员，那还是不妨严格一些。

    两个官员心里也是不愿意的，但是上司发话了，家里不配合，不管风水有多好，他们的前程也完蛋了，所以他们最终还是说通了家里，允许铁路施工队在他们家的墓地施工，作为对他们祖宗的安抚，朱敬伦以皇帝的名义写一封祭文向他们祖宗道明原委。

    朱敬伦高度重视这件事，派出了手段向来诡诈的算命先生方山亲自处理这件事，拉出两个官员，就是方山出的策略。

    两家人在自己儿子的说服下，同意了施工，但是他们坚决不肯让洋人在坟地里施工，他们说万一鬼子踩了谁家的坟头，那可是万年不得翻身的。

    最后商议，英国人放弃两处施工任务，但是提供幕后支持，由兵工厂的工程师跟随他们，现在更困难的过河大桥上学习，等到熟悉了桥梁施工和建造的过程后，由兵工厂的工程师独自施工，但是采用英国人设计的图纸和设计方案。

    这些年轻的兵工厂工程师指挥下，最终完成了两座本来难度不大的陆地桥梁的修建。

    可另一座桥梁，既不是穿过坟地，也不是穿过河流，就只是一片普通的菜地，九龙城南边的十几亩地而已，但主人不但不卖，还拒绝铁路穿过，也是组织了上万人阻挡。

    这家同样也有一个官员在官府中，而且还是一个高官，大明军队的年轻统领邓世才，负责指挥一个军的高级将领，跟九龙文家的文鸢、黄贝岭张氏的张开山、以及沙井陈氏的陈济世并列四大少壮派高级军官，前途无量的人物。

    可是邓氏不但不肯卖地给官府，施工的时候，连施工人员都不允许踏入他们家的菜地。

    因为邓氏出了一个大名鼎鼎的老顽固邓文举，这老家伙这些年一直反对这个反对那个，尤其是看到九龙半岛上个大家族一点点将自家的土地或者出卖，或者出租给了海关，而海关用这些土地建造建筑，或者房屋或者仓库，很多转手租给了洋人。

    邓文举反对的，就是洋人，跟洋沾上一点边的东西，他都反对。

    那年朱敬伦还只是新安县令的时候，还没有公开造反的时候，邓文举就号召人烧了怡和洋行等在九龙的仓库，后来在朱敬伦用几十万两银子债务的压迫下，邓文举不得不放弃了沿海沙田的一些地契，但是他始终对此耿耿于怀，终于在这次修铁路问题上爆发了。

    已经年迈，但越老越顽固的邓文举，已经是九龙，甚至整个新安顽固派的代表人物了，他不但反对官府的施政，连曾国藩这样的大儒他都敢反对，哪怕曾国藩打着一村一孔庙的旗帜，鼓动了整个大明的儒士都热血沸腾，邓文举依然反对，问题只有一个，他坚持认为，孔庙学堂里教授的数学简直是对孔圣人的亵渎，他家的家学这些年坚持不教数学几何知识，哪怕为此付出邓家子弟从此没人考中科举，他都在所不惜。

    已经将顽固发展到这种地步，已经不单纯是为了利益而反对，而是义和团式的，把反洋当成信仰了，因此这篇菜地的问题，其实根本就是任何现实手段所解决不了的了。

    其实邓文举这几年的行为，不但让他自己痛苦，也让整个邓氏宗族痛苦，子弟没有考中科举的可能，这是每一个读书家庭难以接受的，大批在九龙发展中变得殷实的邓氏家庭，悄悄的给孩子请数学辅导老师，财力稍差的，则是通过关系，把孩子送到其他村子的学校。

    而邓文举坚决反对这种情况，他本身就是学堂里的老夫子，发现谁家孩子没来上课，黑着脸就去找谁家去了。

    所以邓文举是不得人心的，可宗法文化就在这里，大家都不喜欢这个族长，却没办法反对他，反对就是悖逆。

    此时邓家另一个重要人物坐不住了，在普鲁士军校留学的邓世才，他得知国内的情况，马上请假回国，他不仅担心这种事影响他的前途，更怕让他成为一个笑柄，邓世才还在准备一篇普鲁士铁路在战争中的作用的论文，因为来普鲁士之前，正好赶上了当时的普奥战争，在兵力不如奥地利的情况下，普鲁士硬是靠着铁路的便捷，在分兵前进的情况下，及时赶在奥地利军队集结之前完成了集结，最后在所有人，包括恩教主都不看好的情况下，歼灭了奥地利军队，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邓世才非常崇尚普鲁士的铁路系统，天天在同学中间呼吁，给国内写信要求修建铁路，可到拖来，他的家族却成为大明第一条铁路的最大反对者。

    所以他坐不住了，他回国了，他是高官，按照中国传统习俗，他在家族中的地位是大大的提高，一旦退休，他是毫无争议的族长人选。即便是邓文举这个老顽固，其实也很喜欢这个后生。

    邓世才利用老夫子对他的喜爱，特别邀请老夫子陪他走了一趟潮州，名义是他打算结束假期会学校的时候，给一些同学带些家乡的礼物。

    邓文举是不喜欢邓世才去普鲁士学军事的，他多次公开说，中华儿女跟洋人学兵法，简直是丢祖宗的脸。但官府的事情，他干涉不了，所以也只是抱怨而已。但是他对邓世才给自己的同学带家乡的土产，他是非常支持的，让异乡儿女不忘故乡，这是人伦。

    于是尽管年迈以及有些糊涂，邓文举还是答应跟侄孙一起去潮州看看，他年轻时候去潮州贩过茶，对哪里熟悉。结果当他带着大量的潮汕夏布，茶叶，以及一些其他特产回来的时候，发现自家菜地里正在建造一座座高大的石头桥墩。

    原来之前工程队撤走了所有人，而且放出消息说打算改线，竟然是迷惑他的，而帮凶竟然是他的侄孙子。尤其是当他看到施工队中有大批的邓氏族人在给人当苦工挣钱，将他家的菜苗践踏成了烂泥的时候，一股没来由的悲愤涌上头来，就要冲入菜地跟人理论，可突然眼前一黑，一股热血上涌，他吐了一口血，然后昏倒不省人事。

    邓世才愣住了。

    所有的邓姓族人都呆住了，放下了手里的工作，都跑了过来。

    邓文举痴呆了，他这把年纪痴呆也属正常，人活七十古来稀，他都七十六了，早过了古稀之年，就是死了，都算高寿。

    可是因为反对铁路昏倒在地头，让邓氏族人们心理开始变化，大批大批的反对者站了出来，不但反对建铁路，还要拆了已经建起来的桥墩地基。

    这时候邓世才站出来，他亲眼看到叔祖昏倒，他是最难过的，他之前一言不发，他感到他有责任，但是他站出来，却坚持拥护建铁路，他说这不是一家一姓的事情，这是国家的大事。

    甚至拔出了手枪，表示谁敢动铁路一颗钉子，就是跟他做对。

    铁路桥还是修通了，过了桥不远就是一座火车站，从九龙出发的第二站，九龙城站。

    而这座完全没必要修建的桥梁，因为邓文举等反对者的故事，成了一座名桥，大家将该桥称作菜地桥，而不是官方定名的九龙桥。

    当然围绕这座桥的争议很大，让一个在当地颇有人望的老夫子变成了痴呆，报纸上对此进行正反两方的论战，连洋人的报纸都加入了进来。

    有的同情邓氏，认为邓氏老夫子有权力不让铁路在他家的菜地上动工，有的支持国家，认为修铁路耗费巨大，在一块破菜地上已经花费了巨大成本修建铁路，如果还不能在菜地里修建几座桥墩的话，实在是太过蛮横。

    还有人引申说北方人骂广东人是蛮夷，这种不顾一切对抗官府的行为，就是蛮夷无疑。

    看到报纸内容，朱敬伦就知道，大明百姓已经比一年前成熟多了，一年前大家讨论的还是修建铁路是否有必要，而且反对者更多，一年过后，就已经变成了官府有没有权力在私人的土地上强行动工的讨论了。

    同时朱敬伦还在报纸内容的后面，看到了一面迎风招展的旗帜，因为无论是哪方报纸，都对官府在百姓土地上施工所保持的克制，表示出了某种对应的情绪，甚至有相当多是站在官府的立场说话的。

    喜欢强权的文人说官府太软弱，同时责骂百姓太刁蛮，对官府权力颇为抵制的崇尚西方制度的一些旅居香港的文人，也对官府克制表示了赞扬，认为官府在民众权力面前保持了最大程度的尊重。

    没人说官府破坏了私权，在菜地上花费高昂代价修建铁路桥，如果还能被解读为破坏私权的话，那就真的太说不过去了，所以这座桥梁就是一面旗帜，是一面保护私权的象征，是朱敬伦几年前跟一些商人立约保护私产后真正树立起来的拿根被搬到西门的辕门立木。

    不，准确来说，当年跟商人立约后，辕门口拿根木头就立了起来，这些年来，一直等一个壮汉徙走这根木头，这才是朱敬伦的徙木立信，现在立木终于徙走了，大明政府的信用，也终于有了一个招牌。

    此后，谁怀疑政府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决心前，都会不自然的想一想那座菜地上的桥梁，然后就觉得自己没有怀疑的道理了。

    老实说，这才是朱敬伦想要的最大效果，是最大的收获，是花费近十年时间悄然准备修建铁路中最大的收获，那三座陆地桥梁，两座坟地和一片菜地，都是他给勇士准备的立木，现在全都被搬走了，而他像商鞅那样，给了赏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