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阁老是什么病？”赵瀚问道。

    名医张璐回答：“外感风寒湿邪，周身经络不畅。此为痹症。”

    “说人话。”赵瀚没好气道。

    张璐蹦出两个字：“风湿。”

    赵瀚又问：“很严重？”

    张璐回答：“膝盖和脚踝的骨头已变形，痛得无法下地，须得长期治疗安养。”

    “知道了，”赵瀚挥手说，“你们尽心治疗吧。”

    张璐拱手告退。

    赵瀚埋头看着宋应星的辞职信，顺手批复两个字：不允。

    不允是假的，但得三请三辞。

    紧接着，赵瀚又给宋应星加官，加的那种荣誉虚衔。这是在给宋应星退休做准备，辞职一次，就加官一次，正式退休时能够荣归故里。

    宋应星即将病退，费纯正在丁忧。

    还有个萧焕，已经丁忧一年半。萧焕最开始搞情报，接着掌管十多年刑律。入阁之后，也多负责律政，旧法的修订，新法的出台，这些事情他最懂。刑部把方案交到内阁，主要就是靠萧焕来审核，首辅和皇帝负责最终拍板。

    赵瀚继续批阅奏章，却是张国维的奏疏，请求追加200万两银子，修建安山湖的堤坝和闸口。

    张国维对黄河人工改道，有一半的河道路线，跟几百年后的黄河不一样。

    后世的黄河，在兰阳（兰考县）突然折向东北，那是因为铜瓦厢决堤造成的。

    铜瓦厢决堤，既是天灾，更是人祸。

    清朝沿袭明朝治理黄河的思路，为了保住漕运，年年在北岸筑堤，迫使黄河流入淮河。黄淮河段，泥沙大量淤积，导致黄河的河南东段常年决口，每次决口都是增筑堤坝，饮鸩止渴死保着漕运。

    在这种情况下，雍正初年，铜瓦厢附近就决口了。当时河床还不高，于是堵口筑堤，日积月累，成为险工。到乾隆末年，情况更加恶劣，已经堵不住了，只能在中段放水泄洪。到嘉庆末年，情况危险到极点，每年都得砸银子。

    直至道光年间，这处黄河险道，已成贪污的重灾区。朝廷年年拨款治理，真正用于工程的资金，却连十分之一都不到，超过90%的银子被贪污了。

    贪污且不说，如果哪年洪水不来，官员就主动扒堤决口，淹没北岸无数村庄，趁机向朝廷伸手要银子筑堤。

    年年筑堤，却年久失修，黄河在此大决口，又恰逢太平天国，满清朝廷直接摆烂。

    淹就淹呗，咱躺平了，黄河爱怎么改道就怎么改，渐渐形成了几百年后的黄河水道。

    大同新朝面对的情况不一样，铜瓦厢此时并不危险，真正危险的是黄陵冈一带，从明代中期这里就各种决口。

    于是张国维就在黄陵冈引流，将灉水（赵王河）的河道拓宽数倍。今后黄河主干道，就流经曹州（菏泽）、郓城，汇入安山湖与大运河相交，继而在东阿的西边，跟大汶河、广济渠合而为一。

    安山湖就是后世的东平湖，但比东平湖的面积大好几倍，一直延伸到梁山那边。

    而广济渠，就是金堤河。

    张国维这么一搞，聊城到济宁的大运河，就将被弄得乱七八糟，夏天洪水爆发很难再行船。随着时间推移，泥沙淤积严重，那段大运河可能会彻底废掉。这也是明清两朝，不愿黄河改道的原因所在。运河一废，漕运咋办？

    另外，黄河汇入安山湖，数十上百年之后，湖泊面积不断壮大，极有可能重新变成梁山泊！

    整体情况就是这个样子，跟几百年后的黄河相比，只有从河南到东阿的河道不相同。此后就一模一样了，都是在东阿境内，借道大清河流入海洋，今后肯定没有大清河了，大清河从此变成黄河下游。

    大运河还是极为重要的，张国维这次上疏要银子，就是想在安山湖南北，构筑多级堤坝和闸口，尽可能避免黄河漫灌到运河里。

    一开口就是200万两！

    还有别的资金投入，曹州州城（菏泽）和东阿县城，都得避开黄河而搬迁，两城稍不注意就要变成黄泛区。（几百年后的东阿县城，就是黄河改道搬迁过的，位置跟此时隔得老远）

    搬迁重建两座城池，得砸进去海量白银。在加上黄河工程，总预算绝对超过1000万两。

    “这张国维讨要银子，还真算准了好时候啊。”赵瀚无奈叹息。

    内阁给出的意见，是让张国维暂缓两三年。先拨一部分银两，令其做好准备工作，等财政宽裕之后，再追加银两彻底完工。

    赵瀚提笔写下批示：着令大同银行，贷银200万两给工部，此贷款专用于黄河治理。

    国库虽然钱不多，但大同银行有钱啊，它吸纳了不少民间资金！

    明代的钱庄，最初主营银钱兑换，渐渐就开始吸纳存款了，其储户类型有三种：官员（私人存款），商号（公司存款），会社（集体存款）。

    官员和公司存款很好理解，会社就是各种社会组织。比如复社的集体资金，放在谁手里都不合适，那就干脆存到钱庄里。

    至于乡下大地主，懒得存银行，直接挖地窖埋银子。

    大同银行自然也有存款业务，而且越来越多的小市民，开始把家中余钱存进去吃利息。但银行也有规定，一两银子起存，一两以下的存款不收。这是因为，大同银票（存储单）使用特殊纸张，银票本身就有制作成本。

    相比起来，民间钱庄的银票，就显得劣质许多，很容易不小心洗烂了。

    赵瀚把阁臣们叫来：“黄河治理追加200万两，可让大同银行放贷。贷款期限定为五年吧，以国家税收做抵押。”

    虽然大同银行也是朝廷开的，但规矩得守，不能左手倒右手，必须拿出贷款抵押物。

    大臣们也不反对，只是感觉有些别扭。

    换成大明那会儿，皇帝的内库没钱了，就把手伸到国库，最后干脆让太监掌管国库的钥匙。国库也霍霍完了，就向老百姓征税，最典型的便是“三饷”。

    大同朝廷倒是稀奇，先明确区分内库和国库，绝对不允许混为一谈。国库的资金有些不够，突然要打仗了，就向民间发行债券，朝廷居然向老百姓借钱。现在兴修水利，就算不额外征税，正常做法也是让商贾“捐钱”，从没听说过找银行贷款的。

    “把诸卿叫来，是有另一件事，”赵瀚说道，“这几年，不断有文武官员上疏，说官票和军票以粮食为票额很不方便。便从明年元旦开始，官票和军票的面值，全部改为元、角、分。”

    一元就是一两银子，一角就是一钱银子，一分就是一分银子。

    刘子仁问道：“以前的票子还能照常使用吧？”

    “当然可以用，”赵瀚说道，“但要逐年回收，大同银行收到老票子，就不要再放出去，全都递解到中央集中销毁。”

    朱舜水说：“票子若用银钱做面值，就跟大明宝钞一般无二了。这个东西……不能滥发。”

    赵瀚说道：“就跟以前印粮食票子一样，朝廷发行一石票子，就等于借入一石粮食，必须计入国家财政。今后印那些钱票子，比如明年印了100万两，也等于朝廷借了100万两，这些都是要算利息的。”

    赵瀚没钱，要印钞票了！

    但肯定不能乱印，底线还得守住。

    这里得提一个现象，虽然中国每年都白银顺差，但白银购买力并未下降，反而还在稳步提升。

    究其原因，一是商业愈发繁荣，需要的银子越来越多。二是好多国内商人，既不把钱存银行，也不拿钱去扩大投资，就那么把银子存在地窖里。某些局部地区，甚至出现白银短缺现象，印少量钞票反而可以填补市场需求。

    至于证券交易所，赵瀚暂时不想碰那玩意儿，而且他对证券交易也一知半解。

    明代曾经出现过证券交易，一是盐引，买空卖空，盐引发展成期货。二是苏州商人搞出来的，饼券、米券、肉券……同样等于期货，结果遇到倭寇入侵，大量投资者挤兑证券，发券的商人全部破产。

    如今虽然工商业大兴，但还不至于玩股票，那会波及到太多平民，商人缺钱自有融资渠道。

    别看荷兰已经出现证券交易所，但早就沦为大商人的工具。做空、洗盘、对敲、坐庄……各种手段轮番上演，目前，荷兰政府已经禁止做空。几十年后的英国，在股市崩盘之后，也禁止二级市场交易好几十年，并且只有皇家特许公司才能发股票。

    以目前的发展程度，证券交易为时过早。

    顺便一提，荷兰股市，今年崩盘了。

    东印度公司的股价被炒得太高，荷兰先败给英国，接着又被中国赶出东南亚。连续的坏消息，导致股民失去信心，疯狂抛售东印度公司的股票，其他公司的股票也跟着暴跌。

    荷兰东印度公司正在疯狂改造商船，要在亚洲重建强大舰队，试图攻占葡萄牙在印度东海岸的最后一个殖民港口。只有拿下那里，才能让股民重拾信心，否则东印度公司就玩不下去了。

    众臣散去，赵瀚闲坐。

    他不知道自己死后，会有哪个昏君，滥发钞票搞得乌烟瘴气。但钞票是大势所趋，而且此时少量发行，对财政和市场都有好处，这就已经足够了。

    明年元旦，先发100万元纸钞，由中央银行发往地方银行，再交给各地官府和军队，作为官员、士兵的俸禄发放。只有官员和士兵认可了，民间才会对钞票有信心，明年的发钞额度暂定为300万元。

    300万两白银的纸币，摊在全国各省，影响不大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