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高主编来了兴趣，反而放慢了说话的语速。“香港的电影公司有资金，有人力，但缺关系，缺市场渠道，再加上文化部的限制政策，他们需要合作者，而他们并不关心你这本杂志和部里是什么关系，有多大影响力，他们看重的是你在部里的人脉资源，你能掌握的项目资源，这本身是你老高几十年积累的资本不是？他们做市场，下一步要宣传电影，宣传公司，炒作演员，正需要一个宣传的阵地不是？他们拓展内地市场，要打通各种关节，也需要懂门道的人帮他们运作不是？所以，电影公司那边不会有什么问题，两全其美的事，条件你老高可以尽量往高开。”

    “另一方面，虽然说部里和杂志社在体制上剥离了，这是大势所趋，但谁都明白，文化产业是花钱的产业，是不能追求短期效益，而需要长远投资的产业，所以杂志社再亏损，不是也没破产，一样由部里的经费养着？只是埋没了老高你的本事而已。如果你不用部里的经费，自筹资金，而做的事，是京港文化交流的大事，对部里领导来说就是政绩，部里怎么会不给你倾斜的政策，不给你独占市场的权利？你有了政策支持，香港公司还不是按你说的办？”

    “电影产业，未来几年一定是爆发式的增长，这一点香港人看得比我们明白。所以我说，四五年时间足够您翻身了。第一年借助外资和香港团队竖起一个新潮电影杂志的品牌，就用现在杂志社的刊号，尽快实现市场化。明年借着香港回归，立一个京港电影节扩大影响。第三年控制几个合资片审批的权利，攥几个好本子在手里。第四年有了一定资金了，整合文化系统内的剧场电影院，控制放映终端，老高，这几样做成，你想不盈利都难。”

    我一口气说完这些，高主编手里的烟没吸一口，一直烧过了过滤嘴，他不知是兴奋了，还是被烟烫了，一下蹦起来老高。

    “老常，一句话点醒梦中人，你不是凡人，看来我这两年烧香拜佛，原来求来的是你，这四步走的计划实在高明，这几件事我做不成，就白在部里混了几十年，你别说，我这庙虽然不大，但里面道行深的牛鬼蛇神有的是，那些塞进来的三姑六姨，是她们出来给杂志社做点贡献的时候了。”高主编兴奋的在办公室踱着步。

    “老常，你从今天起就是我们杂志社的贵人了，不，是顾问，首席顾问，但我现在经费紧张，短期没法给你开工资，但你放心，我这人，你若雪中送炭，我必不忘初心，事情成了，我一定加倍给你补偿。”

    我笑了笑，连忙插进话去：“高主编，您有这心就行了，这是成不成，主要在你不在我。咱们君子之交，不拘俗礼，你还是给我介绍介绍红楼的事吧，这事不解决，片子出了问题，咱这翻身的计划就是空中楼阁了。”

    “对对，老常你说的对，我给你仔细说说。”高主编从办公室抽屉里翻出两包中华，放在茶几上，边认真回忆，边慢慢说了起来。

    高主编来到红楼时，杂志社已经搬进来了两年。他刚来时，很想把二楼到四楼的房间都收拾出来，增加些办公面积，大家不用都拘在一起。可杂志社的老人儿，给他说了几件事，打消了他这个想法。

    一件事是，这个老楼里十年动乱时关过很多牛鬼蛇神分子，大多关在三四楼，有些人熬不过折磨就自杀了，估计是冤魂不散吧，楼里夜晚时总不太平，老有些莫名其妙的声响。八十年代初时，红楼找不到看门的，即使招来的，最多干一个月就辞职了。后来，一直到了八八年，来了一个耳朵很不好使的老张头儿，才算稳定地干到现在。

    第二件事是，杂志社刚搬进来时，是把二楼收拾出来的，有十几个人在上面办公。那会儿杂志社效益还不错，经常有晚上加班赶稿的情况，加得累了，就在上面睡一小觉。可在二楼上班的人，往往都会做噩梦，开始没觉得有什么，可时间长了，大家发现做的梦场景都是在红楼里，而且大家做的梦彼此都很相似：在不同的地方撞上披头散发的女鬼。这下二楼的人都有些怕了，纷纷搬下了一楼。

    第三件事是，大约九零年、九一年的时候，红楼里发生了一个震惊北京城的碎镜案。一个杂志社的女实习生，在二楼卫生间，反锁了门，打碎了墙上的镜子，用镜子的碎片，划开了颈动脉自杀了。大家都猜测她是因感情问题而自杀的，可之后很多人在红楼的卫生间镜子里，看到过这个实习生。有时是你开了水龙头，低头洗把脸，再抬头时，镜子里就会出现一个满脸是血的女人。有时，你在上厕所，忽然感觉有人在身后冷冷地盯着你看，你回头看时又什么都没有，但依旧有人从镜子里看到那个女人。

    总之，这故事越传越神，杂志社也是人心惶惶，后来干脆把卫生间的镜子都摘了下来，才算太平起来。

    但高主编还是很有刨根问底的劲头，干脆闲暇时跑了跑图书馆，又去部里的档案馆做了些调查，几个月后慢慢弄清了红楼的来历。

    这座建筑的修造时间大约在一九三一年，原本是个奉系军阀的私宅，这个军阀在三五年倒台，宅子落到了北京城的米商胡家的手中，三七年时胡家逃去了南方，红楼便被日本宪兵队给占了，解放后都是作为中直机关的办公场所。

    要说这老宅里的命案，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故事。当初胡家得到这红楼，并没怎么住人，三六年底的时候，这宅子交给了一个民国时的著名电影导演徐维邦。徐维邦是中国恐怖惊悚电影的开山鼻祖，三七年初，他的一代经典《夜半歌声》正风靡全国，而他的下一部电影就选择了红楼作为拍摄地。

    但七七事变后，日本的侵华战争爆发，北平被占领。北平沦陷时，徐维邦恰好在上海，之后又赶去了武汉，躲过一劫，而剧组的其他成员有十几人困在了北平，一直住在红楼里。

    不知道是徐维邦的电影一直有抗日的情怀，成了日本人的眼中钉，还是本来剧组就是民国政府安插在北平的暗线，三七年底时，日本宪兵突袭了红楼，逮捕了那十几个人，后来全部秘密处死了，而红楼也成了日本宪兵的司令部，一直到抗战结束。

    剧组成员被日本宪兵处死的事，非常隐秘，并没有见诸于报端，但当时胡同里的老住户对这件事都印象很深，但多是以传奇故事的方式流传于市井，比如，曾有武林高手来红楼救出了一个女演员，徒手击毙四个鬼子。还有京城的京剧名角集体去宪兵队斡旋，在红楼连演了三天三夜大戏，最后宪兵队放了三个人等等，高主编也不知道这件事的真实性。

    林制片找到他，提出租下红楼拍电影时，高主编内心里本来并不情愿，租金是一回事，毕竟杂志社搬次家动静太大了，而戏拍完了还要再搬回来。可巧合的是，就在林制片来找他的前一天下午，高主编在自己的办公室打了一个盹。

    迷迷糊糊的觉得自己从办公室出来，楼道里全是拍摄电影的道具器材，很多人围在大厅里忙碌着，似乎一场戏就要开始。但拍摄电影的工作人员，穿着都不是现在的衣服，全是民国时的服装，而大厅的陈设也和现在的有了很大的不同，但有一股子焕然一新的贵气。再看摄影器材就更不对了，机器虽新，但明显是古董级的设备。

    高主编正诧异着，旁边跑来两个工作人员，不由分说，把一套长袍马褂给他套上，又把他按在椅子上，边给他脸上扑粉，边说着：“您跑哪去了，害我们四处找，您的戏马上就开拍了。”高主编正想着问两句，工作人员拿起一个颜料盒，把一些血浆状的液体抹在他的脸上，然后推着他来到了大厅的正中间，摄像机后一个穿着一身笔挺戏服，嘴里叼了个烟斗的中年男人，向他点了一下头，说了句，“灯光注意，第十四场，开始。”

    两道耀眼的光柱从斜上方投射下来，晃得高主编睁不开眼，周围的一切朦胧起来，偌大的片场，他再也听不到任何的声音。

    高主编醒来时，他就趴在办公桌上，西斜的阳光打在他的身上。

    这个怪梦之后林制片出现了，让高主编觉得这一切是冥冥之中的天意，没有再多想，就匆匆和林制片签了出租红楼的协议。

    我从高主编办公室出来，他一直把我送到胡同口，握着我的手，反复叮嘱着：“老常，林制片和电影公司那面，你帮我做做工作，一定让他们感觉到我合作的诚意，我明天就给部里写报告。”

    我冲他笑笑，和他重重地握握手，“放心吧，高主编，我要向他们表达的是你的背景和活动能力，我相信，很快就会有进展。”

    回到红楼，我没着急着去撮合杂志社和电影公司的事，而是认认真真的在片场看了看程曼琳和男主角的对手戏。

    （物有善于蛰藏者，或可以御大寒，或可以去大饥，或可以万岁不死。以其心冥冥兮无所知，神怡怡兮无所之，气熙熙无所为。万虑不能惑，求死不可得。是以大人体物知身，体身知神，体神知真，是谓吉人之津。--《化书》）(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