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曼琳在香港的的确确出身底层，像林制片所说的，她两三年前还在油麻地摆小摊赚些家用。由于教育程度不高，她当过服务员，卖过保险。但心里始终有个演员的梦，从小就是如此，她赚来的钱，给家里一部分外，其他都用来上各种表演的培训班，参加各种选秀的比赛，但很不幸，她等了快十年，也没受到幸运女神的垂青，甚至连个龙套角色都没混上。

    人生有时的确不公平，程曼琳的努力和所得并不成比例。这时，她的一个远方亲戚给她介绍了一个泰国巫师，说有办法让她红起来。她将信将疑的去拜访了一次，巫师告诉她，港台甚至是很多大陆的演员都找过他，他用的方法是把自己养的小鬼附在他们身上。小鬼其实就是早夭孩子的灵魂，被巫师请来做蛊养大，小鬼会给他们带来人气和运气，但演员必须每月三祭，花大价钱供奉小鬼，否则时间长了，会被小鬼占领肉身，那时就是巫师也没有破解的办法。

    程曼琳知道这是邪术，犹豫了很久，但抵挡不住爆红的诱惑，东拼西凑付给巫师一大笔钱，请了个小鬼上身。没想到，那个小鬼非常的灵验，附身后不到两三个月，程曼琳就接到了人生第一个女主角，虽然片子没怎么红，但很快她被一个化妆品品牌看上，拍了一组广告片，不久又是接连两个片约，让她有了一定知名度。

    半年后，她收到了香港小姐选美的邀请，虽然最终只得了第八名，但从此，演艺之路便一帆风顺起来。到来北京之前，她已经连续一年半的时间没有休息，档期排到了两年后。虽不算大红大紫，但起码跻身二线花旦的行列。

    演员养小鬼的事我虽然早有耳闻，但却是第一次和当事人面对面的聊起来，不禁好奇心大起，就问她，是否能真实感觉到小鬼的存在？而小鬼平时又做些什么？

    程曼琳点点头，但看得出她眼神里的无奈，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她忽然看见路边有一家小吃店，就拉着我走了进去。做到小桌前，我去给她要了杯豆浆，回来时，看她正在一张纸上写着什么，我恍然明白，她是担心自己谈论的内容被小鬼听了去。

    程曼琳笑着接过我手里的豆浆，把她写字的纸放在我面前。

    “小鬼是真实存在的，在我半梦半醒的时候，他会跟我说话，后来找我拍戏的多了，他还会帮我选角色，如果我不按照他的意思来，他就会不停的在我耳边说话，让我无法睡觉，而且一连会头疼好几天，最后只有按他的选择。”

    看了她的纸条，我也匆匆在上面写了一句话“那么，小鬼的选择是否让你走向成功呢？‘’

    程曼琳想了想，又在纸上写到：“最早是的，我都不知道片约是从哪冒出来的，现在片约多了，他是凭着自己的喜好来选片子，恐怖片、枪战片他最喜欢，言情片他从来不选。”

    我向谢曼琳点了点头，谢曼琳又在纸上写到：“常叔，最近小鬼越来越奇怪，我感觉到了红楼以后，他经常不在我身上，跑出去玩了，以前演戏时，他只是看着，现在我觉得他很想参与进来，有时演的时候我的大脑会一片空白，感觉是小鬼控制了我的身体，我很害怕，我担心终究有一天他会占领我的身体。”

    我接过她的纸条，又在上面写到：“泰国巫师会帮你把小鬼请走吗？在你不需要他的时候？”

    谢曼琳向我摇摇头，眼神有些失落。“巫师说他可以去请，但如果小鬼不愿意离开，他也没有办法，只是让我把祭祀做好，剩下的是天意了。其实，我现在很怀念过去的生活，虽然很穷困，但是我自己的生活，很自由。现在有钱了，出名了，但总是一种被监视的生活。”

    我又凝视着程曼琳缓缓写下的这段话，基本确认她现在所受的困扰远比所得多，又在纸上写到：“我会帮你的，应该会有办法。”

    程曼琳苍白的脸上慢慢浮现出血色，也许是热豆浆的作用，她微笑着向我点点头，说道：“常叔，我暖和多了，咱们去电影厂吧。”

    我们来到制片厂，没想到找到我那个朋友，他的第一句话是“老常，你这几盒老胶片是个人收藏吗？”

    这个问题我实在不好回答，只好说：“可以算是吧，至少目前没人对它有明确的所有权。”

    “如果可以，能不能捐给我们厂的资料馆？放在私人手里，保存不下来，可惜了，走，我带你们去看看。”说着，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小放映厅。

    胶片的修复远没有我想象的好，中间有很多中断，也有不少损坏的无法修复的地方，变成了灰黑色的一片。而且没有声音，全部黑白。整部片子大约一小时长，但我真的看了进去，却发现它无比的震撼，当然对于程曼琳也是如此，放映厅里除了放映机转动的轻响，再无其他任何的声音。

    这片子其实准确的说，应该是一部纪录片，拍摄的是一个电影剧组完成一部电影的过程。在我那朋友看来，这片子的意义在于它记录了早期中国电影的拍摄技术和剧组的运行方式，无疑有很强的文献价值，但在我和程曼琳看来，意义则完全不同。

    片子的拍摄地点明显就是红楼，只不过那时的红楼没有现在的沧桑感，而充满了奢华的贵气。片子里的拍摄场景，我们都很熟悉，连搭建的布景，都与我们现在在红楼搭的非常类似。我数了一下片中的主要角色，竟然与我们的本子一般无二，再往下看，纪录片记录了几个拍摄的片段，从故事上推测，应该也与我们的本子很接近。

    吴摄影这几天一直在找机位，而那几个机位总引起镇魂铃的共振，这件事我没有和任何人讲过，而纪录片里恰好拍摄了剧组架设机位的过程和位置，我仔细辨认了一下，正是吴摄影最终确认的机位。当然，受制于场地条件，导演和摄影师也许会英雄所见略同，但每一个机位都一致，这太令人匪夷所思了。

    程曼琳的关注点显然和我不同，但看着看着，她忽然情不自禁的尖叫了一声。

    在我耳边，程曼琳低声问道，“常叔，刚才拍的那一段你注意没有？剧组的道具在用木头雕刻一个木制的人手，一个很苍老的老人的人手，然后把它安在了二楼的一扇门上。这个人手，小叶给我说过，她在拍摄中出现过幻觉，觉得门把手变成一只真的手，不就是这个场景吗？”

    我转过身，请我那朋友把胶片倒回去，仔细又看了一遍。人手的雕刻，上色，安装在门上，拍的非常仔细，没漏过任何一个细节，而一个叼着烟斗的消瘦中年男人，站在旁边，指导着安放机位，又给一个女演员讲着如何去摸那个把手。我忽然想起，高主编曾说过他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成了一个剧组的演员，而剧组里的导演似乎就是这个叼烟斗的中年人。

    我凑到荧幕前，对着画面又仔细端详起来。我那朋友在我身后，缓缓地说道：“老常，这个叼烟斗的人，如果我没有猜错，应该就是徐维邦了。你不太了解电影史，徐维邦这个导演可以说开创了中国恐怖电影的先河，他的《夜半歌声》据说当年在北平、上海放映时，万人空巷，还吓死过人。”

    朋友把放映暂停下来，定格在徐维邦的画面上。程曼琳缓缓地站起身，目光也没有离开银幕，缓缓地说道：“徐维邦导演我知道，解放后他到了香港，在香港还拍了几部电影，对香港的电影人有很大的影响。后来是出了车祸去世了，好像不到六十岁。”

    朋友叹了口气，接着说：“程小姐说的很对，徐导是画家出身，刘海粟的得意弟子，半路出家搞的电影，所以他的画面构图、灯光都非常讲究，喜欢用非常冷的色调，他的电影，在那个时代绝对是独树一帜的。好像中国的影院设置观众入场年龄，也是从徐导开始的。其实他的电影表面是恐怖片，但本质上非常有人文的情怀，对自由的向往，对爱情的歌颂是他一生的主题。”

    “那你是否知道他们在红楼拍的是什么电影？好像这部电影并没有拍完？”我接着他的话问了一句。

    “具体是哪部电影就不知道了，但肯定没有拍完，徐导的作品年表里没有这一部。但你看片子里的摄像机上有个天马的标志，我知道徐导在上海的公司就叫天马，这可能是天马的最后一部电影，当然，很有可能也是因为这部没有拍完的电影，导致了天马的破产。”

    听了朋友的讲述，联想起之前高主编对红楼的考证，看来一切都得到了印证，也许困在红楼里的剧组最后被日本宪兵秘密处死的市井传言，也不是空穴来风了。

    （作环舞者宫室皆转，瞰回流者头目自旋。非宫室之幻惑也，而人自惑之；非回流之，改变也，则人自变之。是故粉巾为兔，乐石为马，而人不疑；甘言巧笑，图脸画眉，而人不知。唯清静者，物不能欺。--《化书》）(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