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政治终究是政治，即使有的时候披上一层温情脉脉的外衣，但在更多的时候，在更多的场合，它却永远也改变不了其残酷的本色。

    就在紫禁城中充斥着一片喜气洋洋、欢乐祥和气氛的时候，远在山西介休的张原堡范家街上，却笼罩着一种凄凄惨惨戚戚的浓重阴云下。

    这段时间以来，已经从崇祯皇帝的身边消失了很久的锦衣卫北镇抚司镇抚使王国兴，带着锦衣卫北镇抚司调集的大批人马，在姜镶和锦衣卫山西千户所千户吴国安等人的引领之下，一直奔波在山西太原、蒲州、平阳等地。

    王国兴、吴国安和姜镶手下如狼似虎的锦衣卫人员，根据军机处提供的名单，直接越过了山西各地官府，按图索骥地前去抓捕一切上了名单的山西商人，一时之间搞得太原、平阳、蒲州等地府县血雨腥风、鸡犬不宁。

    明白其中缘由的山西巡抚张晓除了行文各地官府配合之外，也无话可说。

    因为杀胡口被破的内情，他从姜镶的口中早就知道了。

    这种事情，在久任山西巡抚的张晓心里，就是单纯靠猜测，也能猜中个八九不离十。

    这些在九边各地专做口外贸易的山西商人，是个什么德性，他的心里还是很清楚的。

    这些人过去一辈辈奔走在塞北蒙古草原上，能吃得了常人不能吃的苦，也受得了常人受不了的罪，要说吃苦耐劳，那是没得说。

    但是，要说这些都是守法的良民，没干过走私或者通虏的买卖，张晓这个在山西任职多年一路干到巡抚的人物，打死也不会相信。

    只是他没有想到，这些身在边地却不忘桑梓，经常为家乡做些修桥铺路、接济贫苦之类善事的晋商，居然会胆大妄为到勾结东虏入寇边地的程度！

    更没有想到的是，当今这位崇祯皇帝对于这些晋商的处置居然如此重视，锦衣卫北镇抚司镇抚使王国兴亲自拿着圣旨前来抓捕，而波及的范围、处置的手段，更是让他深感震撼。

    不仅要抓捕那些上了名单的晋商本人妻妾子女，而且还要罪及其父族、母族与妻族三族亲眷。

    不仅要抓那些实际入股参与分红的大小股东，而且还要抓捕那些被记名或者被揭发持了干股的本地官宦和世家大族。

    幸亏张晓这个人一直颇为清高自傲，不屑于与那些行商坐贾、贩夫走卒出身的商人们结交来往，而他本人也还算是廉洁自律，否则的话，这一次必定要栽在这个事情上面。

    也正因为他亲眼看到了崇祯皇帝那一道道怒气冲冲的圣旨和充满恶意的上谕，所以这一段时间以来，对于前朝阁老韩爌，以及万历朝的阁老张四维家族、王崇古家族后人们的奔走请托，他全部将之拒之门外。

    什么是传说中的诏狱？

    这就是传说中的诏狱啊！

    崇祯皇帝既然没有将这个事情交给山西巡抚衙门或者山西按察使司来办，也没有交给刑部来办，那已经说明了皇帝的态度。

    什么态度？

    就是不信任嘛！

    崇祯皇帝在建虏进犯、兵凶战危的节骨眼上，还坚持派出了锦衣卫北镇抚司的人马前来山西，越过山西本地的官府处置这件事情，说明了崇祯皇帝本人对于朝廷之中特别是山西本地的官府官员，是很不信任的。

    至少在处理晋商卖国的这件事情之上，是很不信任的。

    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作为山西巡抚来说，张晓的处境是很尴尬的，特别是在皇帝盛怒之下而且已经迁怒于山西官商世家的情况之下，一个行差踏错，就可能被牵连下狱，他又如何敢接受那些官商世家的请托？

    不仅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接受任何与晋商关联之人的请托，而且山西巡抚张晓，还给自己比较器重的几个州府主官写信打了招呼，让他们不要干涉锦衣卫的行事。

    张晓的这些做法，还是起了一些作用。

    至少到任蒲州之后隔三差五就要上书皇帝议论朝廷和地方政务问题的蒲州知州状元公史可法，这一次十分明智地保持了沉默，任凭锦衣卫大批人马在蒲州“胡作非为”。

    山西蒲州是万历朝首辅张四维和阁老王崇古的家乡，与此同时，山西蒲州还有一个举世闻名的盐湖。

    这个盐湖对于蒲州的财政而言，极其重要。

    但是这个盐湖出产的盐，却早在多少年前就被牢牢地控制在了本地官商豪门张四维家族的手中。

    张四维当然早就死了，张四维的弟弟大盐商张四知、张四教等人，也早就没了。

    不过张四维、张四知、张四教的儿孙们仍然牢牢控制着这个大盐湖的盐。

    因为当年这些盐商家族通过各种手段积累在手中的盐引，足够他们这个家族几代人把蒲州盐湖的盐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了。

    鹿善继作为钦差大臣整顿长芦、两淮盐政的时候，虽然杀了很多人，但是地处内陆的蒲州盐湖却没在鹿善继的整顿之列。

    正所谓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曾经高中状元之后就在翰林院里当着清贵翰林的史可法，自然不知道地方上的政务有多么繁难，常常上书言事放空炮。

    但是等到他到了蒲州，实实在在地当了地方亲民官之后，很快他就发现，他之前想过的种种造福于民的仁政善政，真正到了蒲州之后没有一样推得开来，干得下去。

    因为他没有钱。

    等到他到任一段时间之后，他渐渐弄清了情况。

    在他所任职的蒲州本地，官府要想做事，就必须与蒲州张家和王家商量着来。

    因为蒲州本地两大基本的财源，一个是盐湖里产的盐，一个是农民种的地，都集中在这两个官商豪门的手里。

    与蒲州的盐掌握在张家的情况类似的是，蒲州的地尤其是盆地平原的田产，十成里倒有七成都是掌握在王家这个豪门大家族的手中。

    史可法固然是东林党人，是东林党大佬左光斗的得意门生，但是史可法却不是傻子。

    来了蒲州没有多久，就知道了蒲州的问题出在哪里。

    一个是官府穷得叮当响，作为钱袋子的蒲州盐湖控制在并且将长期控制在张家的手里。

    另一个是土地兼并，大量的土地掌握在前阁老王崇古的子孙手中，这些人仗着先辈的特权，从纳粮交税，或者只是象征性地纳粮交税。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大量的农民没有土地，不得不沦为富豪之家的帮佣、佃户和流民。

    在他看来，若不是皇帝允许这些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前往三边或者塞外开荒种地，那么甚至不需要陕北的流贼过来闹事，这些本地的饥民和流民就会自行造反了。

    只是史可法终究只是个书生出身，虽然知道了问题在哪里，但是除了隔三差五地把自己发现的一些问题，上书报告给崇祯皇帝之外，他也想不到恰当的解决办法。

    因为蒲州盐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且张家手中持有的大量盐引，都是万历以来朝廷发放出来的官方盐引，都是有据可查的正式盐引，人家没有造假。

    万历、泰昌、天启三朝为了敛财提前发卖出去的盐引，有的都提前卖到了数十年之后，这种寅吃卯粮的做法当然极其的不合理。

    可是再不合理，那也是你朝廷印制出来并且允许发卖出去的吧。

    此外，王崇古家族世世代代在蒲州的大量土地田产，其中固然有各种来路不明的田产，但是大部分却也是人家一代代购置积攒下来的。

    而这个问题，在官宦世家之中更是普遍存在的。

    就连史可法本人考中进士之后，自己的家里如今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最多不过是程度不同罢了，你还能说什么呢？

    所以史可法虽然明明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但他却束手无策。

    一来，他也不会或者说不懂得罗织罪名，通过将张家、王家扳倒，来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二来，他也不屑于通过威逼利诱或者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迫使张家和王家就范，为自己重建蒲州、赈济灾民出钱出粮。

    于是，史可法来到蒲州已经半年之久，除了对地方上的政务之难有了直观的认识和切身的体验之外，一事无成。

    到了这时，他方才明白，没有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光有一腔救国救民的报复，是根本没有用的。

    也正因此，当这一次，来自北镇抚司的锦衣卫人马，不打招呼直扑蒲州风陵关、王官谷两地，抓捕了张家人、王家人，查封了张家和王家全部庄园财产的时候，原本一贯反感锦衣卫的史可法，十分难得地保持了沉默，坐看事态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