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院门口和张大爷聊的时候，曹队没怎么插话，我知道他的心思也不在这儿，不好多问，匆匆和张大爷道了别，就出了医院。

    回去的路上，曹队边开车边对我说：“老常，我觉得这案子查到这儿就行了，咱们先放放，如果后面再有什么新情况，我们跟进也不晚，也许就象张大爷说的，就是个民间传说，没什么社会危害。”

    我点点头，却一直看着车窗外变幻的景色，“曹队，你在现在这个位置上，判断和选择我都能理解，但是有的事儿你可以不管，我却不行，而且我估计过不了多久，我们还得往下查。”

    整整一个月，曹队也没给我电话，估计是把这事儿放到一边儿了。我却花了点时间，深入了解了一下这百贯道，才发现，这个组织远比我想象的要神秘的多。这个组织应该是在东汉末由张鲁的五斗米教分支出来，最初的时候并不是以江洋大盗的姿态出现的。魏晋南北朝时，出了位入世的高人，将百贯道系统化，组织化和宗教化，但到了宋代，百贯道出现了一次分裂，所谓七门八派都是这个阶段涌现出来的。

    元末明初时，百贯道出现了一南一北两大分支，南面是以刘伯温为代表的“江相派”，他们以义盗、侠盗、国盗为标榜，积极入世，支持豪门，谋求政治资本，最终也出了一批在官场呼风唤雨的人物。北面则更名为一贯门，与传统巫文化相结合，渗透乡村，发展基层，长期使北部边陲陷入无政府状态。但依旧有一批秉持百贯道初衷的教徒，他们的存在反而变得更加的地下而神秘，但他们的力量并不比江相派和一贯门弱小，只是更不为人知罢了。

    天气转凉时，我接到了曹队的电话，他告诉我，钟大姐又找了他，末班车晚点的事又开始了，弄得现在车队司机不敢上夜班，虽说上次没出人命，但毕竟几个人都吓得够呛，谁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呢？

    而且，这次末班车晚点，不是从动物园到香山那趟，而变成了从香山往动物园去的那趟，大家就更觉得不安，车队没办法，把末班车提前了半小时，好了几天，但这几天晚点又开始了。曹队手上的大案破了，有了点时间，就想着还是把问题解决了，乘客里已经开始有了流言蜚语，再不查，真成社会问题了。

    九月末的一个夜里，曹队开车从家里把我接上，一路奔了香山。到了香山三六零路总站，末班车还没有发车，我们就在车里等着。

    这时的香山气温估计不到十度，风吹着山上的林木，发出有如海浪般的轰鸣声。山下早没了游客，只剩下孤零零的那一辆末班车停在那里，宛如无边黑暗里的一叶小舟。那一天，月藏浓云，偶有光亮，夜鸟之声不绝，令人心生寒意。

    曹队确是穿得少了，跑到调度室，要了一茶缸热水，在车里捧着，再不敢出去。“老常，你说，为什么这回晚点的末班车改成从香山去动物园了?”曹队看来只有通过聊天才能暂时忘掉寒意。

    “钟大姐有没有说这回晚点是发生在哪段路?以她的精细劲儿，肯定有所发现”我还是不想告诉曹队我的推断，必竟没有任何的证据，而获得证据的唯一办法就是等待，这恰恰又是曹队现在所缺乏的。

    “嗨，都不用钟大姐总结，全车队的司机现在都知道了，问题出在从万安公墓到瑞王坟那一段，不是车熄火，就是水箱开锅，即使什么毛病没出，也要晚到十几分钟，车队末班车已经没女售票员敢上车了。你看，男售票员都安排了两个，就为了壮胆。老常，你上回说什么百贯道什么的，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看离发车时间还有十几分钟，就简单给曹队讲了讲百贯道的来龙去脉。

    百贯道行事，最讲究的就是做局，一个局就如同一出戏，有写本子的，有做布景的，有主角，有配角，还有群众演员，当然每个局后面都有个导演。如果一出戏刚开场，就被观众猜出了结果，那导演只有立刻喊停，不管前面投入了多少，都算失败。所以世人都以为百贯道局中套局，从无失手，却不知，百贯道厉害就厉害在收手及时，从不勉强。

    听我这么一说，曹队立刻来了兴致，非要我给他讲个百贯道设的局。百贯道很多经验和案例跟我家族里谱流传的方式类似，有些口口相传，有些立于文字的也是极少的人可以看到，加之世间的传闻多是管中窥豹，很难观其全貌。好在百贯道做局常用鬼神之事，我家族谱中倒是有些记载，就捡了个印象深的，给曹队讲起来。

    那是清康熙年间，两江总督衙门接到驿站的上报，说是抓了一个冒充信使，他伪造公函印信，在两江地界的各个驿站白吃白住了三个月之久。按说这算不得什么大案，只是这人从四川一路东行，跨六府八省，走了一年时间，都用的这个假身份，算起来这便宜赚的有点吓人了。

    两江衙门一审之下，发现这案子有点难办。这假冒的信使姓黄，四川达州人，却是个举人的出身，在公堂之上，不卑不亢，气度从容，说道自己所犯之罪，毫无隐瞒和抵赖，侃侃而谈，如叙一路见闻一般。这让主审的官员大为疑惑，总觉得他背后另有来头。

    果然，一切招供完之后，黄举人对主审官员说了一番话，让大家目瞪口呆。黄举人的意思是，我从四川来，一路上遍游川陕，两广，两湖，闽浙，两江，如果在这里被抓治罪，那我经过的这些州府的官员都难逃失察之责，是我的罪，怎么判都可以，最多是个发配充军，但总督和各位抚台大人不是要把半个中国的官员全得罪了吗？

    主审官听完深以为是，但又不能把黄举人放了，陷入了两难，索性关进牢里，给个好吃好喝的待遇，慢慢再想办法。

    结果没关多久，市井中就有了传言，说有四川的举子来两江总督府投门报效，被怀疑是伪明余孽，反而被抓了起来云云。

    清初时，由于满人在江南杀戮过重，什么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弄得南方士族背心离德。康熙是雄图大略的明君，政权稳固后自然要笼络那些士族文人。这个传言一出，江宁府知道要坏大事，传到那些汉人御使耳朵里，那弹劾的折子还不象雪片一样满天飞?主事官员急忙报到了两江总督府。

    当时的两江总督是长鼐，这个人以贪婪敛财而名扬官场，但依仗这满人世袭的功勋，别人也奈何不了他。但长鼐最近也遇到烦心的事，他之前向两淮盐运司索贿，但新任的两淮盐运巡察御使张应诏是个有风骨的清官，上任后拒不行贿。

    长鼐一怒之下找了个盐商，诬告张应诏受贿白银三十二万两，把他关进了大牢。可不想康熙看到奏折大怒，派了入值南书房的近臣魏廷珍做两淮盐政，来查这案子，魏廷珍同张应诏一样，清廉公正，而且一副一查到底的架势，正弄的长鼐头痛不已，再出了这囚禁汉人举子的事儿，那他这官帽可就玄了。

    无奈之下，长鼐只好把黄举人弄出来，亲自审了一下，这一审却让长鼐觉得捡了个宝。黄举人精通律政，见识精湛，很快两人再不是审与被审的关系，而变成了谈天叙旧。黄举人对张应诏的案子也给长鼐出了个令人拍案叫绝的主意，就是让长鼐马上再奏个折子，不再围绕张应诏是否贪没，而是爆出两淮盐政例年的亏空。

    这么做的深意有两个，第一，盐政亏空的问题全国皆如此，而牵连的前任官员无数，张应诏不是贪没，而是补前任的亏空，虽情有可原，但依旧是有责任，但长鼐就决不是公报私仇，陷害忠良，反而是为国筹谋，一心为公了。有这一层意思，张应诏也没必要再坚持和长鼐的对抗，双方各留余地。

    第二，查前任的亏空，张文诏之前的两淮盐政是曹寅和李熙，曹氏一族和康熙私交甚密，一直在康熙庇护下，掌两淮盐政和江南织造局数十年不倒，那李熙也是康熙内府旧臣。这等于将皮球以大义之名，踢给康熙，如网开一面，张文诏自是小罪，但还是要离开两淮盐政，接任的自知利害，哪里敢和长鼐做对，长鼐等于间接控制了两淮盐政这个油水最大的肥缺。

    如果康熙严查，那就是牵连之广得难以想象的大案，这里头谁又会注意作为始作俑者的长鼐最初的卑劣动机。而那个来查案的魏廷珍官名清廉严正，这次外放，必然想有所作为，搏个能吏干员的声名，这个机会自然不会放弃。所以，长鼐这揭两淮盐政亏空积弊的折子一上，非但再无风险，还可以捞笔政绩，正所谓混水摸鱼，先把水搅混再说。

    黄举人这一番话，只说得长鼐茅塞顿开，如梦方醒，看黄举人也不是故旧了，而是百年一遇的谋臣。

    长鼐干脆把黄举人请进内府，两人又长谈一晚，结果，长鼐又有了惊人的发现。(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