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二十三日，孙传庭、贺时雨撤回了各路围剿流贼的马步军，并率领麾下的延绥镇精锐边军骑兵离开了静乐城和宁武关一带，北上作战之后，一直隐匿在静乐城与宁武关一线西面群山之中的贼头们，终于盼来了他们苦等已久的良机。

    就在延绥镇骑兵人马北出宁武关的第二天，也就是十一月二十四日的一大早，这些在岢岚山中困顿已极，已经快要活不下去的贼头们，突然从群山之中窜出，分作了三股，沿着冰冻的河谷，快速率部西奔。

    十一月二十七日，来自山西按察使张宗衡和镇西营副总兵李卑的紧急军报，被一队疾驰而来的快马，送进了居庸关中，送来的正是这个流贼出山逃窜的消息。

    不过，身在居庸关中的崇祯皇帝，接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并没有多么慌张。

    因为他知道只要吕梁山北段芦芽山、岢岚山中的流贼一天没有完全根除，这个日子就早晚都要到来。

    因为李邦华、孙传庭和王国梁等人所率领的大军，不可能一直守在山西北部的莽莽群山外面，更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建虏及其蒙古仆从军，在大同镇的辖地之内大肆掠夺之后再让他们安然返回。

    那么这其中就有一个取舍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当然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了。

    所以，当他接到这个隐隐约约一直都在担忧着的消息之后，并没有如同身边众臣那样扼腕叹息或者惊慌失措。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可是知道得很清楚，历史上，北面的建虏与西北的流贼一呼一应，共同搞垮了大明朝。

    每到大明朝廷抽调了辽东以及九边的强军悍卒南下剿匪的时候，得到消息的建虏铁骑，就会适时地在辽东或者大同、宣府等地发动进攻。

    而且每当大明官军在剿贼的战场上取得了优势，就要胜利在望的时候，建虏总会在关键的时候大举入侵，通过破边而入调动大明朝的军队将重心转移，从而每每使得已经奄奄一息的流贼，再一次逃出生天。

    这一切，或许真的是巧合，然而更加可能的则是建虏的有意为之。

    西北流贼的那些头头脑脑们，或许没有这样的见识和视野，但是建虏的高层，特别是在一大堆汉奸文人辅佐下的黄台吉，却有着这样的谋略。

    而历史上的崇祯皇帝，在镇压流贼与抵御建虏的问题上，几乎每一次都是被建虏后金国的高层牵着鼻子走，也使得大明朝仅有的几支可以称得上强军的军队，不得不在抵御建虏和镇压流贼之间两面作战，疲于奔命。

    到最后，不仅流贼没有根除，而建虏也没有打败，倒是这几支强军，在一次又一次的两面作战、疲于奔命之中，被折腾得散了架，最终全部消失在剿灭流贼或者抵御建虏的战场之上。

    曹文诏麾下的辽东军如此，孙传庭麾下的秦军也是如此，卢象升麾下的天雄军还是如此。

    所以自从穿越以来，如今的这位崇祯皇帝一直在极力地避免两线作战，至少在大明的北方，要坚决避免两线作战。

    也因此才有了在剿灭流贼的时候，对建虏后金国的各种忍让、纵容。

    也因此才有了在备战建虏后金国的同时，暂时叫停了对吕梁山北段群山之中的流贼的全力围剿。

    包括这一次，在反击建虏的关键时期，他也不想因为芦芽山中那些流贼的出山西逃，而叫停李邦华、孙传庭等人的大军出击。

    对于如今的这个崇祯皇帝来说，面子问题固然重要，却重不过汉人的江山。

    只要这些流贼往西逃，不管为首的是高迎祥、李自成，还是马守应、张献忠，他都不是很在乎。

    因为在这个时代，贫瘠的西北之地，是成不了大事的。

    特别是如今的陕北一卫一州一府，一卫即榆林卫，一州即绥德州，一府即延安府，这三个地方人口本来也没有多少，经过了天启七年以来持续数年的饥荒、战争、疾疫和屠杀，总体人口大为减少，十成已经去了七成。

    再加上马懋才在甘泉峪的募民屯垦，袁崇焕在宁夏黄河东岸平原上的募民屯垦，陕北这三个州府的流民人口，已经所剩无几。

    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是高迎祥、李自成、马守应、张献忠这些人再能折腾，没有了大量的饥民流民，他们也折腾不出什么花样来。

    所以这一次，收到了山西镇监军御史王嘉徵和山西巡抚张晓等人转递的紧急军情，崇祯皇帝依然选择以反击建虏为重，并没有立刻派人传旨大军已经出击边外的大军南下，去追击窜回陕北的流贼。

    但是，到了第二天，也就是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午的时候，又有一封来自西北的紧急军报，被坐镇西安筹建锦衣卫西镇抚司的内臣高时明和镇抚使胡一魁联名，送进了居庸关的行在。

    这一下子，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却是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

    因为被高时明、胡一魁联名呈递行在的紧急奏报，向崇祯皇帝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十一月二十日，三边总督袁崇焕在河州以尚方剑杀洮岷副总兵赵大胤、河州卫指挥使马万寿，赵大胤与马万寿部将马进忠、马光玉、丁国栋、米喇印等，各率所部发动兵变，定虏总兵官杨麒遇袭身亡，袁崇焕仅率数十骑得脱，奔回兰州，河州、临洮、定西、固原、洮州、岷州一片大乱！”

    收到这个消息之后，崇祯皇帝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固原兵变也好，临洮兵变也好，在明末的历史上的确都曾经发生过。

    不过历史上这些地方之所以发生兵变，是因为固原镇和临洮镇所在的地方实在是太过穷困，而且朝廷的欠饷也实在是太多，与此同时，朝廷又频繁征调这两镇的兵马前往辽东与建虏作战。

    正是机缘巧合地综合了上述各种因素，这才激起了临洮镇和固原镇的兵变。

    但是现在，如今这位崇祯皇帝考虑到固原镇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兵变事件，已经将固原镇移驻到了花马池，允许他们在花马池一带随便开荒屯垦，并且给了袁崇焕与鄂尔多斯诸部以及青海、甘南藏区各部茶马互市、盐茶贸易的权力，现在他们不缺钱。

    同样也是考虑到临洮镇的情况，此前崇祯皇帝将临洮镇移防到了汉中。

    一方解决了他们的驻地过于贫瘠家属无以为生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解决了陕南防御空虚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自打朝廷的财政稍稍好转以来，如今这位崇祯皇帝担心重蹈历史覆辙，可是从来也不敢短缺这些边镇士卒的饷银。

    所以这一次，初见高时明和胡一魁的奏报，简直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不过随后仔细再看，他却隐隐约约地将其中的各种来龙去脉，联系到了一起。

    到最后，总算恍然大悟，这不是一起简单的兵变事件，这分明是一场回回暴乱！

    且不说赵大胤、马光玉、马进忠、米喇印、丁国栋等等这些人的回回身份，就是他们发动兵变的口号“打杀红毛、驱逐夷教”本身，都不是一般闹饷兵变的样子啊！

    有了这个判断，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可就不能再以平常心对待了。

    而且身在居庸关中的崇祯皇帝，对于塞外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也没有办法做到随时掌握，特别是对于李邦华、孙传庭这一支延绥镇和山西镇军队的进展并不了解。

    所以，当他在居庸关中先是接到晋北山中的流贼再次窜回陕北，紧接着又接到高时明、胡一魁来自西安的关于河州、临洮、固原等地的兵变及民乱消息之后，当机立断，派出了数路人马前去传达旨意。

    一个是，命令孙传庭带领延绥镇骑兵迅速回师陕北榆林剿灭流贼。

    对于这股流贼，能在陕北剿灭当然最好，不能在陕北剿灭，则往西驱赶，总之不能让他们再窜回山西。

    第二个，命令三边总督袁崇焕整顿麾下人马，尽快平定由他处理不当引发的洮岷兵变以及很可能失控的回回暴乱。

    第三个，命令洪承畴统一指挥麾下的陕军与移防汉中的临洮镇人马，既要严防窜回陕北的流贼南下，更要堵住洮岷兵变的军队东来的道路。

    就这样，十一月二十八日的下午，迅速作出了决定的崇祯皇帝，派出了三路传旨的使者，带着自己的旨意离开了居庸关快马西去。

    其中一路，就在十二月初二的清晨赶到了杀胡口，然后被丁启睿麾下的小将麻振扬的护送下，快马加鞭地紧急赶往库库和屯城下。

    当天夜里，崇祯皇帝关于调动延绥镇骑兵快速回师榆林、绥德的旨意，传到了李邦华和孙传庭的军前。

    如果只是流贼窜回陕北这一件事情，那么李邦华和孙传庭这样的人物，是不会为了皇帝的一道旨意，而轻易就改变眼前的布局的，毕竟建虏已是强弩之末，自己这一方只要再努一把力，过不了多久，就有可能将这股建虏全歼。

    即便是只有五分的机会，他们也会借口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而冒着抗旨不遵的风险，把眼前的战略执行下去。

    可是，崇祯皇帝在旨意之中提到的洮岷兵变及其背后的内情，却让李邦华和孙传庭两人不得不作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孙传庭率领延绥镇骑兵奉旨而行，而李邦华自己则率领麾下山西镇大军，收拢兵力、扎下大营，在库库和屯城外寻找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