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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绥远境内，除河套一带外，其他多数地方是沙漠，气候寒燥，加上这个时代的开发建设又严重落后，其可谓民国时代的贫瘠之地。

    从1919年开始，绥远就频繁发生水旱灾害，加上兵祸匪患，民众生活极苦。而将绥远民众推上死亡线的却是从1928年开始的连续3年的严重旱灾。

    对于1928年绥远旱灾，《民国日报》曾在当年7月8日的报道这样描述：“自春徂夏，滴雨未泽，二麦无收，秋禾未种，赤地数千里，竟无青草。”而《大公报》在当年7月、9月的报道中则称“固阳、武川、清河以及包西各县，……户口流离过半，绥垣、包头两处饥民鹰集，为数日见增加”，“全绥已处于绝粮之地”。饥饿之下，民众甚至连牛马粪便中的草籽都捡来入腹。

    绥远境内受灾17县，粗略统计有汉、蒙人口240多万。在1928年蔓延绥远全境的大旱灾中，就有灾民1498000多人，占统计人口总数的62%以上。

    大灾之下，尚有土匪为害。河套及大青山一带的马匪、山匪不但把持包头、黄河口等物资中转之地，以劫掠过往，还聚众围攻五原、临河两县，抢去粮食几万石。由于土匪肆虐，致使粮食无法从外地向灾区周转，灾民的境况也更加凄惨。

    佘太、东胜两县，方圆数百里，人烟断绝。远处逃荒灾民途经两县境内时，因无从觅食，多饿死道旁。而男女老幼以绳索腰带勒死，或全家十余人同日自尽者，屡见不鲜。固阳全县二万余人逃散十之七八。萨拉齐、托克托两县向为繁盛区域，但天灾之下粮食难觅，饥饿难耐之下用来做脚力的牛马骆驼也被烹食怠尽。还有灾民因挖食田鼠、猫、犬而身染疫疠者，有因食苜蓿、蒺藜而致病者，有因食树皮草根枯槁而死者不下万余人。逃往甘肃、外蒙者约五六万人。包头为绥西重镇，交通便利，灾民聚集，不少青年妇女卖身求生，由火车载运而出，每日不下数百人，哭声震地，惨不忍言。

    继28年严重旱灾之后，29年绥远又连续遭遇了地震、旱灾、山洪、风霜等灾害，灾情之重，居华北各省之首。

    1929年1月，归绥西部地区连续发生两次强烈地震，毕克齐、归绥一带损失严重，平绥铁路为之中断。而自28年开始的旱灾却仍在发展。饥饿之下，灾民想尽办法求生。有人挖掘鼠洞，从鼠口中夺粮而食，却因此引发了鼠疫。河套一带的盐碱地上生长的一种草名为傔葱，其籽有毒，人吃了之后会导致面目肿胀，但就是这种有毒的草籽，身价也被饥民们抬高到每斗8角。

    旱灾造成的恶果尚未结束，在29年的夏秋之交，绥远又遭受了严重的水灾，仅包头一地就淹没青苗700多顷，淤上等田地近800顷，冲没住房7000余间。此外，萨拉齐县东南各村均为水淹，归绥、托克托、凉城、兴和、武川、陶林等县又均遭水患。

    水灾未过，霜灾又至。8月25、26两日，绥远东北各路遭受早霜，致使秋粮损失严重。其中，受灾最重之处为固阳、武川、陶林、兴和、集宁等县。集宁西经旗下营至归绥一线，因兼被水灾、霜冻，损失最为惨重。1929年12月，《时事月报》曾对此次霜灾造成的损失有过大致统计：“武川、陶林、固阳所种秋禾，完全冻枯，颗粒未收，被灾分数计在十分之六。丰镇、凉城、东胜、大佘太各县田禾，同时强半冻死。被灾分数，计在十分之五。归绥、托克托、萨拉齐、清水河等县受冻，亦在十分之四。集宁则地多山田，被冻情形，尤较他县为重。当此旱灾甫过，水灾未完，而又继之霜灾，不但夏收无望，即秋田所种之荞麦、小糜、小麦，亦复枯萎殆尽。”

    对于29年绥远灾情的酷烈，当年11月份的《时事月报》曾刊载过这样的描述：“该处人民生计，至此已到山穷水尽之境，统计绥省人口约250万，现在灾民已达190万，占百分之八十。……甚至大人食小孩，活人食死尸，至食树皮草根，在绥省不以为奇。前中央派员及各国传教师曾先后调查，认该省灾情之重，实居华北第一。”

    连年天灾人祸之下，灾民生存艰难，绥远的人口贩卖之风也日盛一日，致使绥远的人口结构严重失衡。绥远红十字会调查称：“所有土著灾民，未能远去，不得不茹苦忍痛，卖妻鬻女，以图苟活……约计全省可达十万口之多，为伶为娼者，触目皆是。始以晋北各县正式来娶，尚属正当；嗣后大批为人贩子贩载而去，竟以辗转牟利，甚至有先将已妇卖出，作为资本，携资来贩者。缘内地妇女，年事稍富，即可售得三百元至口百元，灾区所买，不过一百余元足矣。加以有所谓人牙子者，从中架空操纵，而卖人之家所得不过数十元。并买得一妇，附带幼女一、二口，有转卖其女，而自得其妇者；有转卖其妇，而白得其女者。其中十三、四岁之幼女，买到后即行合房，此弱小之女同胞，无辜被摧残污辱，诚天下之最伤心事。现在调查全省人口，男性占十分之九，女性占十分之一，将来人口繁衍上，实受重大之影响也。”

    29年灾害的后果尚在延续，30年的灾害又接踵而至。1月9日，《大公报》登载《绥远通信》说，因天气奇寒，绥远17县几日内，“冻馁而死者15000余人”。

    几日内，竟冻死如此多的人口，固然是由于天气寒冷，但天气之外，却另有原因。一是连年荒灾之后，粮食早已告罄，灾民腹中能用草根、树皮混个饱都成了奢望，身体对严寒的抵抗力近乎为零；二是灾荒之后，生存都成问题，也就无力购买棉衣，多数灾民都是铺盖着几张破羊皮赤体而卧，没有足够的衣物、被褥御寒；三是平绥路运费太重，煤价提高，灾民们买不起煤，又缺乏其他取暖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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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云天语带凄凉的介绍完绥远灾情后，又道：“师叔，这些年我们在山东也收留孤儿，救助灾民，可我从没想过绥远这边的灾情会这样惨重。用人间地狱来形容都不为过。”

    赵振中听后心中仿佛被压了一块沉重的巨石，朱庆澜也神情凝重。

    “我沿路看到树皮都被剥光，很多村子土坯房也都倒塌，只是没想到灾情比我想的更严重。那绥远当局就丝毫不管吗？”赵振中沉声问道。

    “绥远那位李主席是什么措施我不清楚，不过，我这两天却亲眼见到在沿途几个受灾的县城里，警察和士兵与人贩子和放高利贷的沆瀣一气，一起大发难民财。而且我发现，一些县城里并非没有粮食，只是粮食被有权有势者所掌控，趁此灾难之机榨取更多的利益。”李云天愤懑地说道，“看看从腊月到现在冻死的这些灾民，再看看那些官员们吃喝照旧，我现在真的明白什么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了。”

    “唉……阎锡山啊阎锡山，他就不担心这样会人心尽失么？”朱庆澜失望地摇了摇头，没有再多说。

    “朱先生，象您这样不为高官厚禄所诱惑，致力于救助灾民的人，遍数中国恐怕也找不出第二个来。在那些大人物的眼里，平民百姓不过是他们争夺自身权益的砝码而已，当权者口中叫嚷着民主，可又有几个人愿意真正的让民众当家作主？不说别的，就说去年国内灾情严重时，南京政府和桂系、冯玉祥、唐生智等人一个个忙着打生打死，可曾有谁考虑过民众利益？”赵振中叹道，“难怪司徒老哥他们信不过官府的人。”

    灾荒联系着政治。一个政权的防灾抗灾能力，是其治国能力的重要标志。而国民政府置灾民在死亡线上挣扎于不顾，却为了派系间的权力争夺而打生打死，加重了全国性灾荒的事实，促使许多人认清了其真实面目，从对它的幻想中觉醒过来。这些对国民政府有了清醒认识的人不仅仅包括国内的一些人，还包括一些国际人士。

    1929年进入绥远灾区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就曾坦承“……在中国西北，我目击数以千计的儿童死于饥荒。这场饥荒最终夺去了五百多万人的生命。这在我一生是一个觉醒点……”

    让斯诺感到吃惊的并不仅仅是灾情，而是他在绥远见到的灾情背后的东西：“这一切还不足令人吃惊。令人吃惊的是在许多这种城市里，仍然有一些有钱的人，囤积大米的商人，放高利贷的人和地主，他们由武装警卫保护着，大发横财。令人吃惊的是，就在这些城市里，官员们还在和歌妓舞女跳舞打牌。”

    “都是华夏子孙，我们在这乱世中尽自己的一份心力，能救多少是多少。”朱庆澜拍拍赵振中的肩膀，“不可因一时激愤而忘了自己的初衷和本心。”

    “我明白。”赵振中苦笑道，“只是有关在绥远这边具体救助灾民的事情，恐怕就要托付给朱先生了。山东那边也有不少灾民，加上还要在天津修建码头，组织粮食和救灾物资运输，以及为创办实业的事情而忙碌，我可能无法在绥远这边待多长时间了。”

    “赵先生放心，有我和华北慈善联合会的诸位同仁在，肯定会把赈济灾民的事情做好。只是，赵先生也要尽快把粮食等物资运过来。能早到一天，就能多救一些人的性命。”朱庆澜神情郑重地说道。

    “没问题，我会抓紧的。”赵振中回答完，又问李云天：“这几天收留了多少12岁以下的孤儿？”

    李云天摇摇头，叹道：“我这两天可没见到什么孤儿，这样的灾情，孤儿很难存活下来的。有时候甚至会成为他人口中的食物。”

    赵振中一时无言，默然伫立。

    “赵先生，你也不要太难过。”朱庆澜宽慰道，“这样吧，我们华北慈善联合会帮你留心，要是有年岁小的孤儿，就先收留下，到时候再通知你来把他们带走。”

    赵振中想想自己实在无法在绥远这边待太长时间，便点头同意道：“那就麻烦朱先生和慈善联合会的各位先生了。”接着，从贴身的一个口袋中掏出一张支票递给朱庆澜：“这边用钱的地方肯定不少，这4万美元支票朱先生先收下，也好用来收留孤儿、救助灾民。”

    朱庆澜接过支票后说道：“赵先生放心，我保证这每一分钱都用到灾民身上。”

    “中国的灾民有很多，可朱先生这样的人物却只有一位。”赵振中认真地说道，“在我看来，朱先生保重更重要。有您在，灾民就会多一分希望。”

    “呵呵，没你说的那么夸张。”朱庆澜不以为意地笑道，“你放心，我这身体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