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司礼监送来的数十份清一色议论近来朝政得失，明里暗里质疑批评皇帝决策的奏疏，崇祯皇帝叹着气摇了摇头，开始一本一本地翻阅起来。

    而这些由通政使司分送内阁，由内阁阁臣票拟出处理意见，再经司礼监分出轻重缓急，然后转呈给皇帝的奏疏，还只是内阁阁臣觉得并不过分，可以给皇帝御览的那部分奏疏，

    有相当一部分奏疏，因为在批评教育皇帝的时候，言辞过于激烈或者用词不当等等原因，会被通政使司和内阁层层过滤掉，再经过司礼监的把关，确保其中没有有辱圣听的东西之后，才能最终来到皇帝的面前。

    当然了，这是朝廷上下大臣们通过公开的渠道向皇帝呈送奏疏的渠道，如今多了一个密折的渠道，却是通政司或者内阁、司礼监，甚至是军机处都无权过问的。

    因为密折走的是锦衣卫和东厂的渠道，而且本身的性质有点像是写给皇帝的私信，除非皇帝本人愿意转给军机处或者内阁办理，否则谁也不知道皇帝掌握了什么，或者拥有密折奏事之权的官员们向皇帝私下里奏报了什么。

    近日崇祯皇帝就收到了几份密折，其中有喜也有忧。

    报喜的是东江镇监军御史兼瀛洲镇守使毛维张的，说的是孔有德带着船队回到瀛洲岛，随船带去的除了给此前褚宪章押往东江镇的部分军饷军械之外，还有五万余男女老少辽东汉人难民。

    而这些辽东汉人难民，有相当一部分都是此前毛维张、陈继盛等人在铁山、定州等地招募的监军标营的家属。

    如今这些难民登上瀛洲岛之后，毛维张按照皇帝给东江镇的旨意，也给他们在瀛洲岛上分了田。

    毛维张还在密折之中请示，为了巩固瀛洲岛的防御，低于海面对倭寇可能发起的袭扰，想要再从这些登岛安置的难民之中，再招募两千青壮为兵。

    对此，崇祯皇帝当然同意，而且已经以明旨的方式，让锦衣卫派出人手，往登州追赶前往朝鲜出使的姜曰广、李信和张溥等人，由他们一并带往东江镇。

    报忧的则是延绥镇的监军御史马懋才，再一次报告了陕北的干旱与饥荒情形，并且再一次请求皇帝为西北几个边镇特别是延绥镇请饷请粮。

    崇祯皇帝已经把这份密折转给了军机处。

    而军机处如今还没有收到延绥巡抚孙传庭或者三边总督袁崇焕的公开奏疏。

    因为密折总是会与公开给朝廷的奏疏走得快得多。

    一来，密折是通过锦衣卫或者东厂的渠道传递的，锦衣卫和东厂的站点以及经费都比朝廷的驿站要多得多。

    二来，密折是官员直接与皇帝的通信，不是官方上报的文书，不需要经过巡抚衙门或者总督衙门的审核，少了很多程序上的麻烦，也节省了不少的时间。

    后世满清皇帝雍正推出密折制度的时候，很多人评价这是特务政治登峰造极的表现，说它是一大弊政。

    但是在如今这个时空之中，不必说那些拥有密折奏事之权的官员们有多喜欢这个制度了，就是那些没有密折奏事之权的朝臣，现在也多数都承认，密折制度自有其不可比拟的优势。

    在过去通信极其落后的时代，这种由官员直通皇帝的军情政情奏报渠道，会节省下很多的时间，省去很多不必要的内斗与内耗。

    当然了，如今拥有密折奏事之权的这些京外官员，还没有一个人利用这个渠道，来批评和职责皇帝什么事情做得不对等等，一来他们都被赋予重任，忙得要死，也没有时间和机会去关心关注朝堂之上每天发生的事情，二来，这是密折，在密折里骂皇帝毫无意义，因为没人知道。

    但是朝堂之上以御史言官为主的清流们，却喜欢没事找事，闲来无事骂骂皇帝挣名声、刷声望，是他们为官的日常。

    崇祯二年的元旦大朝会结束之后，各个衙门早就闭门封印，回家过年了，没有人那么有闲心写奏折，批评教育皇帝。

    然而元旦大朝会上所公布的几项朝廷大政，却并没有被人淡忘，相反在过年期间，很快就在京师官宦世家的圈子里传开了。

    有人赞同，也有人反对，还有人揪住这件事没有在朝廷之上公开讨论过，就稀里糊涂地由几个阁臣给决定了，所以也上折反对。

    而眼前皇帝的书案上摆放着的，正是这些批评教育皇帝这也不对那也不对，总之就是不对的折子。

    有的批评大明朝廷自降身份，与朝鲜这个弹丸小国斤斤计较，争夺那些不值钱的土地，实在是有违朝鲜为不征之国的皇明祖训，有损大明礼仪之邦的光辉形象。

    也有的批评说，大明朝廷如今内忧外患严重，皆是皇帝不修德政造成的，将朝鲜两道之地赏给东江镇的赳赳武夫，只会鼓励他们擅开边衅，从此大明边疆必将永无宁日，请皇上收回成命，等等。

    当然，关于朝鲜之事的奏折还算是少数，只占了这数十份奏疏之中的三成罢了。

    剩下的则无一例外，全都是反对和质疑朝廷开海诏书的奏折。

    崇祯皇帝翻看了一遍，反对的理由五花八门，有的说开海有违皇明祖训，因为大明从太祖高皇帝起，就是主张海禁的。

    这个理由虽然简单，但是看了看，多数反对开海的奏折里都有这一条。

    事实上，明太祖朱元璋主张海禁，是有着明确目的的，并不是为了禁绝海上贸易，而是为了切断当年逃到海上的张士诚、方国珍部众与江浙沿海百姓的联系。

    这样的政策，虽然写在了皇明祖训里，但是后来的历史证明，它们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改变了，毕竟张士诚、方国珍这些元末枭雄的部众早已经消失在大海之上了。

    仅仅数十年后的明成祖永乐皇帝时代，大明朝廷的海禁政策就已经松动了，到了后来更是形同虚设。

    海禁政策真正严厉执行的时期，也是倭寇作乱最为严重的时期，那就是嘉靖皇帝的时期。

    当时浙江巡抚朱纨的严厉海禁，不仅没有禁绝了倭寇，反而让倭寇之乱愈演愈烈。

    到了嘉靖皇帝之后的隆庆年间，朝廷上就已经有人发现了这个规律，那就是海禁越严，倭患越重。

    因为闽浙沿海很多靠海为生的渔民、海商，由于朝廷的海禁政策而丢掉了饭碗，这些人要么与倭寇串通继续走私，要么就是干脆出海，成为海盗。

    也是由于这个原因，隆庆皇帝的时候，朝廷在福建漳州月港设立了海澄县，开设市舶司，正式开放了月港这个港口，允许福建百姓，在月港出海，开展海外贸易。

    月港的位置，就在福建九龙江的入海处。与以往在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上大名鼎鼎的泉州相比，月港的地理位置、港口条件，其实都不占优势，而它之所以能够被隆庆年间的大明朝廷选中，完全是因为在朝廷开放月港之前，因为月港地理位置的隐蔽和不起眼，早就成为了闽浙沿海走私贸易的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