督察院的长官，是左右都御史，负责监督官员。一般由文官担任，偶尔会破例特招，主要跟内阁和刑部对接工作，也可绕过内阁直接向皇帝负责。

    国安院的长官，同样是左右都御史，对内负责邮驿站、监察豪强，对外负责打探军情、安插间谍等等。主要跟内阁、兵部和督察院对接，也可绕过内阁直接向皇帝负责。

    随着国内局势平定，徐颖当初招募的探子，由于素质良莠不齐，不断出现乱七八糟的问题。

    比如，敲诈勒索，鱼肉百姓！

    他们以前叫做黑衣卫，有的仗着身份胡作非为，地方官根本就不敢干涉。就连廉政巡视官，都不敢直接出手，只能回京之后向皇帝打小报告。

    这种事情越来越多，赵瀚才决定将黑衣卫正规化。

    不但黑衣卫改名国安院，还把全国的邮驿系统，全部划归国安院管辖。大量底层探子，转化为驿站的驿卒。高级探子，转化为驿丞，或者干脆调去督察院当廉政官。所以全国各地的驿站，那些驿卒基本都兼职密探，驿丞每天会把驿卒收集的信息进行整理。

    每个重要的边境地区，国安院会设立分院，负责对外打探情报、对外安插间谍。而国安院总部，负责分析全国送来的情报。

    在失去缉捕权之后，国安院完全沦为情报组织和邮政单位。

    接替徐颖掌控国安院的，正是当初黄家镇的客栈店小二。曾经只会写自己名字，只认得菜名的家伙，如今不但识字上千，而且还请先生改了大名——黄遵度。

    跟那个黄老爷一样，是“遵”字辈儿的。

    “可曾打听清楚，《儒林拾趣》是谁出钱办的？”赵瀚问道。

    黄遵度说道：“《儒林拾趣》有六大股东，其中三家出资最多。一为南京李家，二为嘉兴张家，三为青州翟家。”

    赵瀚感觉很稀奇：“京城和江南士绅办报，还算比较合理。怎么山东人也来南京投资办报了？”

    黄遵度解释说：“翟氏祖籍安徽，明初大移民，先是到了河北枣强，又被分发到青州落户。天顺年间，徙居西河村，繁衍为大族，人称‘西河翟氏’。万历年间，翟凤翀中了进士，投身东林党，被阉党贬官罢职。崇祯二年复起，做了兵部右侍郎，转升兵部左侍郎。又兼督察院左佥都御史，督理辽饷，兼摄学校，巡抚天津等地。前线兵败，翟凤翀被罢职归乡。”

    赵瀚冷笑：“原来督理过辽饷，难怪有钱南下办报。”

    黄遵度继续说：“南下办报之人，叫做翟文贲，是那翟凤翀的族侄。翟文贲在崇祯年间中举，因兵祸和瘟疫，没有前往北京会试。我朝收复山东之后，翟文贲主动投效，但只做了普通吏员。估计是觉得吏员辛苦又没面子，于是辞职回乡读书。三年前的科举，他年限超了六岁，不能报考山东乡试，还在省城闹了一回，被抓去关了三天牢房。此后就到南京厮混，参加文会，结交朋友，又合伙办了《儒林拾趣》。”

    “这是心怀怨恨啊！放眼全国，此辈不知凡几。”赵瀚感慨道。

    翟文贲纯属自毁前程，大同军收复山东挺早的，他那个时候已经做吏员了。如果能勤勉工作，又有大明举人的文凭，估计现在都已经升任知县了。

    他却不屑于做吏员，主动辞职回家。好不容易盼到科举，谁知朝廷又卡死年龄，现在只能办报纸冒酸水。

    就算没卡死科举年龄，就算翟文贲成功考上，他的官职也不会比一开始就老实升迁更高。

    赵瀚又问：“那个写文章的苍虚子又是谁？”

    黄遵度回答：“嘉兴秀水人张天植，也是过了科举年限，而且第一届科举时，他的年龄只超了三岁。自那以后，此人就到处发恼骚，写文章埋怨朝廷的科举制度。因为有些文章写得太过火，没有报纸愿意刊载其文，他便跟翟文贲等人合伙自办报纸。”

    “很好，你下去吧。”赵瀚对国安院的情报工作表示认可。

    其实这些信息，根本不用离开南京，就能打听得一清二楚，因为翟文贲和张天植太高调了。

    黄遵度离开之后，赵瀚再次翻开《儒林拾趣》。

    与其说这是一份报纸，不如说是一本杂志。新闻篇幅很少，而且不是市井新闻，也不是什么政治新闻，全都是文人之间的风雅趣事。除此之外，便是各种文学作品，根本不是办给平民百姓看的。

    但《儒林拾趣》的销量颇高，只因文章颇为出格，经常含沙射影抨击政策，对上了传统士绅的口味。

    这篇反对女子科举的文章，通篇引经据典，甚至引用赵瀚的“格位论”。

    格位论是赵瀚用来倡导男女平等的，到了张天植的笔下，却成为反对女子科举的理论。他死咬着“男与女，位不等，格相同”的字眼，反反复复说自己支持男女平等，但也要注意男女的实际差别。女人就该主内，该相夫教子，不应抛头露面，更不应参加科举考试。

    仅从文章来看，并没有违规，也没有对皇帝不敬，且全篇多处高呼“圣天子在上”。

    既然不违规，赵瀚也懒得去管，他不搞因言获罪那一套。

    转眼就过年了，天气还是很冷，除夕夜里还下了一场大雪。

    估计是发现《儒林拾趣》没有被处罚，其他报纸和杂志，开始跟风刊载类似文章。这些跟风的报纸，有些是在发泄不满，有些纯粹是为了销量。

    毕竟反对女子科举，才是当下的舆论主流，报纸必须迎合广大读者！

    一篇又一篇文章出炉，来来回回就那几套说辞，《易经》、《礼记》、《女戒》、《格位论》被反复引用。而且，每篇文章必然引用“格位论”，搞得赵瀚成了反对女子科举的急先锋。

    刚开始只有报刊杂志在带节奏，渐渐的，民间议论也多起来。茶馆、酒肆、戏院、青楼、瓦舍……到处都在讨论此事，而且舆论一边倒，已经很少有人再敢公开为女子说话了。

    东郊。

    湖北富商冯泽，亲自带着女儿来科举。由于过年之后才到南京，贡院附近的客栈已经爆满，父女俩只能租住城外的民房。

    “唉，英儿，咱们还是回去吧，”冯泽看着那一堆报纸，叹息道，“物议汹汹，这摊浑水不能去蹚。”

    冯顺英低眉顺眼，不敢发表自己的意见。

    事实上，父女俩都没想过要科举做官。冯顺英来参加科举，纯粹是因为未婚夫死了，有着望门寡的身份，不好再找门当户对的好婆家。于是想考女进士，不管能不能考上，都能提升自己的身价，然后再让媒婆去寻觅亲事。

    这才是当今的主流，绝大多数女学生，读书升学都是为了找到好婆家！

    一听说谁家的女儿，考上了某某大学，媒婆立即蜂拥而至。放在前朝，这就相当于女举人。只要娶回家里，不但传出去有面子，而且今后生的孩子也更聪明，孩子的教育问题也不用操心。

    可如果谁家的女儿，大学毕业还没成亲，甚至要做官或者读研究生，情况立即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嫁都很难嫁出去！

    究其原因，一是大学毕业，年龄肯定偏大了，十八九岁已经属于剩女；二是女子做官或做学问，被认为是不守妇道，娶回家里肯定不消停。

    所以现在的情况很尴尬，每年都有不少女子读大学。但这些女大学生，基本在大三之前，便利用寒暑假完婚，毕业时清一色的已婚妇女。

    还有更极端的，完婚之后直接辍学，因为不便再到学校厮混。万一回到学校，发现自己怀孕了，那真是百口难辩啊。明明是丈夫的骨肉，偏有人说是在学校怀上的野种。

    冯泽让仆人收拾行李，正准备去退房，冯顺英终于开口。

    “父亲，既然来南京了，总不能白来一趟。”冯顺英心有不甘。

    冯泽指着那些报纸：“乖女儿，你也看到了。女子科举，惹了众怒，你要是做了女进士，今后就更找不到婆家！”

    冯顺英低着头说：“女儿的意思是，既然来了南京，便再等一些时日。至少……去礼部领了考票再走。”

    “对啊！”

    冯泽眼前一亮，认为这是个好主意。虽然没有参加科举，但有会试的准考证，传出去也光彩得很，媒婆可以拿着准考证去说亲。

    这一届的会试，女考生还不到十人。

    被报纸舆论一吓，直接就吓退一半。有的女考生，甚至准考证都不领，便提前离开了南京，生怕被旁人戳脊梁骨。

    报纸上的笔杖，也完全打不起来。

    确实有女子刊物，但只小范围流传。名气大的才女，能够声名远播，也是靠才子们推波助澜。

    现在这种情况，很少有才子愿意发声。

    女子写了文章辩驳，也找不到报纸刊载。有报纸愿意刊载，也都是些发行量不足的小报。

    赵瀚的原意，是让民间自己辩论。

    现在这种情况，让赵瀚非常失望。但他和《大同月报》，又不可能亲自下场。

    这咋办啊？

    赵瀚叫来黄遵度：“传下去，就说皇帝被报纸舆论影响，觉得女子确实不该抛头露面。从今往后，便连纺织工厂，都不准再雇佣女子做织工。”

    这个消息，会让资本家们直接炸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