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是特别明白，当这一群人由原本的温末或者庸更，获得自由和田地后，居然会发生如此剧烈的变化。

    “他们好像现在真的是为自己而活着，不是吗？不为赞普而活，不为茹本、域本，也不为任何菩萨。”牟迪最终开了口，像是喃喃自语。

    身边的几位看守他的甲士，也都轻松惬意地将马匹拴在树桩上，坐在了垄上，饶有兴致地看着人们在田野里的劳作，和蔚蓝天际处，从祁连山那边飘来的朵朵长云。

    能够回答牟迪疑问的，看来只有伴同在他身旁的袁同直了，这时的袁行者，已不用再像先前为阶下囚那般小心翼翼了，他仰起头，可以自由坦诚地和牟迪交谈，就像兄弟友人间的那般，“我们汉地的孔子曾说过，政之急者，莫大乎使人（民）富且寿也；另外个孟子曾说过，易其田畴，薄其税敛，人（民）可使富也；而孙卿子（荀子）则说过，王者富人（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

    “他们，都是什么人？”牟迪好奇而热烈地询问说。

    袁同直狡黠地翘起嘴唇，笑起来，说他们全都是关注现世，整日想着如何拯救百姓，让国家变得更好的贤人。

    “禅宗说过，世界万事万物的初始，莫不出自于‘缘’，然后为业识的，要秉承一盏‘灯’，只要灯不灭，那么终究会走出末法的时代的，我虽暂时还不懂行者你所说的那些道理，但我想他们所言的，也是一盏灯，在汉地流传的一盏灯。”

    然后牟迪很认真地请求袁同直，能否让他看孔子、孟子和孙卿所写的典籍，“密宗也好，苯教也好，我觉得救不了西蕃。来世之说，神鬼之祭，不过是一种昏昏的麻醉，当药性越来越淡薄后，民众终究会从沉重的痛苦里醒过来，他们会觉得无法忍受，会发怒，会倾覆赞普和贵族们所精心织造出来的谎言。”然后牟迪脸色惨白，仿佛是自言自语，“那样就真的太可怕了......也许汉地的贤人言论，可以救西蕃一把。”

    可袁同直笑笑，也非常认真地回答说：“有高汲公在，他绝不会让你接触到这些典籍的，赞普你还是安心研究禅宗佛法吧。”

    这个回答让牟迪非常失望。

    袁同直最终还是给他指了条路：“你呆在鄯城也好，马上汲公在此所做的，你暗中细心观察就行，会受益终生，是为活典籍。”

    此刻，鄯城军府内，在高岳的面前，黑压压跪了一大群人，他们全是被鄯、廓、河等州蕃汉百姓扭送来的，即“附贼者”。他们大多是原本河陇的土著豪族，西蕃来了后，转身投靠，成为西蕃庇护下的大地主，帮西蕃营田、刻剥、征税，各个肠肥脑满。

    对付这群人，高岳有的是经验，“兴元经验”。

    “多亏诸位父老，就拿鄯州一地来说，有你们在，总算田畴齐整，水利依旧，牲畜蕃息得也很好。”汲公首先说了这句话。

    可“附贼者”们却颤抖得更加厉害，他们的家产在唐军来后，本就被温末奴隶们夺取过半，现在又要应付这位汲公，这汲公他们也算有所耳闻，据说是出了名的酷烈，凡是被他盯上的，无不破败号咷。

    “所以什么诛杀、流放就不必了......征罚就行。”高岳这时摸着胡须，说出了他的惩处标准。

    听到征罚，这群附贼者脸色稍微舒散点，但要说彻底好转，怕是还有些言之过早。

    因为高岳口中的“征罚”，就是所谓的“屈法适时，以征代罚”，也即是当时局艰难时，罪犯便不再用律法刑罚，而是可以缴纳钱帛、粮食来抵罪，昔日韩滉在宣润主政时便曾实施过此法，短期内聚敛了大批物资，有力增援了朝廷的平叛。

    其实这也不是唐朝，更不是高岳的独创，汉朝就盛行“赎刑钱”了，司马迁就是交不起这笔钱才遭了腐刑（某种程度上腐刑也是赎刑的一种模式），直到清朝乾隆时期，那和珅还搞了个“议罪银”制度，允许犯罪的官员用银子来抵罪，某种程度上也帮皇帝从前赴后继的贪官污吏那里夺取部分银钱来，用于十全老人的十大武功花费。

    这种制度说起来不好听，不过由此得来的钱粮本身是无罪且有用的，况且如今的征罚也不是对官吏的，不会把征罚的代价转嫁到百姓头上，而是对这群翻不起浪花的附贼者的，高岳实行起来心理上的压力根本不大。

    于是高岳便让身边的权德舆拟出个征罚标准文牒来，悬榜在大堂上，让所有附贼者抬眼都能见到：

    征罚的数额，按照你在西蕃统治下做了多大的官，占了多少地产不定，但通常来说，三成家产没了；

    扭送他们来的百姓，又可以分得他们十分一的家产；

    原本温末奴隶暴动时，他们就已丧失了五成的家产。

    来来去去，他们也只能保留一成的财产而已。

    同时高岳还规定，这群附贼者不免除赋税，且要应役疏浚河道，修缮桥梁；至于河湟当地的王田（收益归赞普所有）、财政官田、军官田则统统被没收，高岳准备将其拨给新管理此地的唐军营田所需；至于河湟、陇右的寺庙，高岳虽没有没收他们的田产，但也飞出文牒，要求他们接受和籴本，每年给唐军驻地输送定额的粮秣、油和盐，且将各处河川上寺庙擅自设立的水硙，除保留二成数量外，其余悉数捣毁，保障百姓农田灌溉用水。

    总之而今在河陇地，高岳如今就是律法的制定者，军队的所有者，土地的管理者，他眼光已不单单是光复失地，连通安西北庭这么简单，他更关心在这场征伐后，唐家如何在河陇站稳脚跟。

    衙署的围屏后，牟迪瞪着眼睛，在静静偷听观察着这位汲公的所作所为。

    他看到，每日这位汲公在处理好繁杂的政务后，便会立在架巨大的地图前，手提着蘸着朱色墨汁的兔毫毛笔，当传令司的虞候报告他，先前出征的五千骑兵到达某地时，高岳便会在地图上的那个地点，很认真地勾画个红圈。

    大斗拨谷被画上了红圈，接着是焉支山，接着是祁连城，接着是删丹，接着是甘州张掖，就这样一个圈一个圈，每隔两三日，就不断往西延伸着。